青峰镇人民政府的院子，比余庆想象的要陈旧许多。一栋褪色的三层办公楼，墙皮有些斑驳，院子当中孤零零地立着一根旗杆，国旗在夏日的热风里无精打采地垂着。与他待过的那些规划严整、充满肃杀之气的军营相比，这里透着一股被岁月浸泡过的、缓慢而真实的生活气息。
报到那天，他特意穿上了那身最好的便装——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和一条深色裤子，整个人收拾得干净利落。组织委员是个笑容和蔼的中年女性，简单谈话后，亲自把他带到了位于一楼东头的综合治理办公室。
综治办的门敞开着，一股混杂着旧报纸、烟味和廉价茶叶的味道扑面而来。办公室不大，靠墙放着几个深绿色的铁皮文件柜，漆面已经磨损得露出了底子。三张老旧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卷宗、表格和各式各样的茶杯。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稀疏、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的男人抬起头，他是主任老马。旁边坐着一位四十多岁、正在埋头写材料的女同志，姓刘。还有一个空位，显然是留给他的。
“老马，刘姐，这是新来的余庆同志，部队转业回来的，以后就在咱们综治办了。”组织委员介绍道。
老马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了余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嗯，来了就好。坐吧。”语气平淡，带着一种久坐机关特有的倦怠。
刘姐则热情些，笑着招呼：“小余是吧？快坐，地方小，别介意啊。”
余庆微微躬身：“马主任，刘姐，以后请多指教。”他的声音不大，但沉稳有力，姿态不卑不亢。
老马指了指那个空位，又补充了一句：“咱们这儿，没什么大事，就是些鸡毛蒜皮，调解纠纷，写写材料，应付检查。你先熟悉熟悉环境。”说完，又拿起报纸，挡住了脸。
刘姐低声对余庆说：“别介意，老马就这性格。来，这些是咱们综治办近期的文件和简报，你先看看。”她推过来一摞材料。
余庆道了谢，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桌椅有些摇晃，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重心，让自己坐得笔直。他翻开那些材料，里面大多是县里下发的关于平安建设、信访维稳的通知，以及镇上一些矛盾纠纷的调解记录。字里行间，是另一个世界的规则和语言。
这里没有嘹亮的军号，只有隔壁办公室隐约传来的电话铃声和交谈声；没有训练场的口号，只有老马偶尔翻动报纸的窸窣声和刘姐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巨大的落差感再次袭来，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态，如同潜伏时调整呼吸一样，将注意力完全投入到眼前的文字中。
他看得很仔细，不仅仅是看内容，更是在学习基层公文的行文格式、办事流程，揣摩那些调解记录背后的人情世故和解决思路。他发现，很多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解决起来远不是一句“服从命令”那么简单。
下午，老马被叫去开会，办公室里只剩下余庆和刘姐。刘姐是个健谈的人，一边整理档案，一边和余庆闲聊。
“小余，在部队是干啥的呀？看你这身板，像是特种兵？”刘姐好奇地问。
余庆笑了笑，含糊道：“就是普通步兵，训练比较苦。”
“当兵好啊，纪律性强。咱们这儿，有时候就需要点雷厉风行的劲儿。”刘姐叹了口气，“就是有些事儿，光有劲儿不行，得磨。”
正说着，门口探进一个脑袋，是党政办的文书小王，就是之前找余庆帮忙的那个年轻人。
“余哥！你真分到这儿啦！”小王一脸高兴，随即又压低声音，“马阎王没为难你吧？”
余庆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马阎王”指的是老马，他摇摇头：“没有，马主任让我先熟悉材料。”
“那就好。”小王凑近点，“马主任这人，能力是有的，就是……唉，反正你慢慢就知道了。有啥不清楚的，问我也行！”
小王走后，刘姐无奈地笑了笑：“这小王，口无遮拦的。老马就是性子冷了点，做事还是认真的。”
接下来的几天，余庆就像一颗沉默的螺丝钉，准时上班，认真看材料，帮刘姐整理档案，打扫办公室卫生。老马除了偶尔吩咐他复印个文件、送个材料，很少与他交流，更多时候是把他当成一个透明的存在。
余庆也不急不躁。他仔细观察着老马的工作方式，发现他虽然态度冷淡，但对镇上的情况极为熟悉，哪个村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哪几户人家容易闹矛盾，他心里都有一本账。处理信访件时，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只是方式往往比较生硬。
一次，河西村两户村民因为宅基地界限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村干部调解不了，报到了综治办。老马带着余庆去现场查看。到了村里，围观的村民不少，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手。
老马背着手，皱着眉头听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地打断：“吵什么吵！按老地基桩子量不就完了！都几十年邻居了，为这点地方丢不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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