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峰镇人民政府的院子,比余庆想象的要陈旧许多。一栋褪色的三层办公楼,墙皮有些斑驳,院子当中孤零零地立着一根旗杆,国旗在夏日的热风里无精打采地垂着。与他待过的那些规划严整、充满肃杀之气的军营相比,这里透着一股被岁月浸泡过的、缓慢而真实的生活气息。
报到那天,他特意穿上了那身最好的便装——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和一条深色裤子,整个人收拾得干净利落。组织委员是个笑容和蔼的中年女性,简单谈话后,亲自把他带到了位于一楼东头的综合治理办公室。
综治办的门敞开着,一股混杂着旧报纸、烟味和廉价茶叶的味道扑面而来。办公室不大,靠墙放着几个深绿色的铁皮文件柜,漆面已经磨损得露出了底子。三张老旧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卷宗、表格和各式各样的茶杯。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稀疏、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的男人抬起头,他是主任老马。旁边坐着一位四十多岁、正在埋头写材料的女同志,姓刘。还有一个空位,显然是留给他的。
“老马,刘姐,这是新来的余庆同志,部队转业回来的,以后就在咱们综治办了。”组织委员介绍道。
老马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上下打量了余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嗯,来了就好。坐吧。”语气平淡,带着一种久坐机关特有的倦怠。
刘姐则热情些,笑着招呼:“小余是吧?快坐,地方小,别介意啊。”
余庆微微躬身:“马主任,刘姐,以后请多指教。”他的声音不大,但沉稳有力,姿态不卑不亢。
老马指了指那个空位,又补充了一句:“咱们这儿,没什么大事,就是些鸡毛蒜皮,调解纠纷,写写材料,应付检查。你先熟悉熟悉环境。”说完,又拿起报纸,挡住了脸。
刘姐低声对余庆说:“别介意,老马就这性格。来,这些是咱们综治办近期的文件和简报,你先看看。”她推过来一摞材料。
余庆道了谢,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桌椅有些摇晃,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重心,让自己坐得笔直。他翻开那些材料,里面大多是县里下发的关于平安建设、信访维稳的通知,以及镇上一些矛盾纠纷的调解记录。字里行间,是另一个世界的规则和语言。
这里没有嘹亮的军号,只有隔壁办公室隐约传来的电话铃声和交谈声;没有训练场的口号,只有老马偶尔翻动报纸的窸窣声和刘姐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巨大的落差感再次袭来,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态,如同潜伏时调整呼吸一样,将注意力完全投入到眼前的文字中。
他看得很仔细,不仅仅是看内容,更是在学习基层公文的行文格式、办事流程,揣摩那些调解记录背后的人情世故和解决思路。他发现,很多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解决起来远不是一句“服从命令”那么简单。
下午,老马被叫去开会,办公室里只剩下余庆和刘姐。刘姐是个健谈的人,一边整理档案,一边和余庆闲聊。
“小余,在部队是干啥的呀?看你这身板,像是特种兵?”刘姐好奇地问。
余庆笑了笑,含糊道:“就是普通步兵,训练比较苦。”
“当兵好啊,纪律性强。咱们这儿,有时候就需要点雷厉风行的劲儿。”刘姐叹了口气,“就是有些事儿,光有劲儿不行,得磨。”
正说着,门口探进一个脑袋,是党政办的文书小王,就是之前找余庆帮忙的那个年轻人。
“余哥!你真分到这儿啦!”小王一脸高兴,随即又压低声音,“马阎王没为难你吧?”
余庆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马阎王”指的是老马,他摇摇头:“没有,马主任让我先熟悉材料。”
“那就好。”小王凑近点,“马主任这人,能力是有的,就是……唉,反正你慢慢就知道了。有啥不清楚的,问我也行!”
小王走后,刘姐无奈地笑了笑:“这小王,口无遮拦的。老马就是性子冷了点,做事还是认真的。”
接下来的几天,余庆就像一颗沉默的螺丝钉,准时上班,认真看材料,帮刘姐整理档案,打扫办公室卫生。老马除了偶尔吩咐他复印个文件、送个材料,很少与他交流,更多时候是把他当成一个透明的存在。
余庆也不急不躁。他仔细观察着老马的工作方式,发现他虽然态度冷淡,但对镇上的情况极为熟悉,哪个村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哪几户人家容易闹矛盾,他心里都有一本账。处理信访件时,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只是方式往往比较生硬。
一次,河西村两户村民因为宅基地界限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村干部调解不了,报到了综治办。老马带着余庆去现场查看。到了村里,围观的村民不少,双方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手。
老马背着手,皱着眉头听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地打断:“吵什么吵!按老地基桩子量不就完了!都几十年邻居了,为这点地方丢不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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