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完全驶出站台后，站台上的人群如退潮般散去。
李明珍还站在原地，望着铁轨尽头那个已经缩成黑点的车尾。她的双手依然交握着，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虎口处的伤疤，一下，又一下，像在数着什么看不见的刻度。
王建国从裤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烟盒已经皱巴巴的，他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又摸出火柴。第一根火柴划断了，磷头在盒侧擦出刺啦一声响，却没燃。他皱了皱眉，又抽出第二根。
这次火柴燃了。他用手拢着火苗，低头凑过去。烟头在火焰中变红，他深吸一口，烟气涌入肺叶的瞬间，肩膀几不可察地放松了半分。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支烟。从凌晨三点起床到现在，他忍着没抽——女儿在跟前，他记得王蓉不喜欢烟味。小时候王蓉总会被他的烟呛得咳嗽，后来每次他要抽烟，小姑娘就会皱起鼻子，小声说爸，味儿大。
现在女儿走了。
王建国又吸了一口，烟从鼻腔缓缓呼出，在晨光中散成淡蓝色的雾。他的目光落在铁轨上，两条平行的、冰冷的钢条延伸向远方，远方是丘陵的轮廓，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他知道这条铁路会经过三个隧道，跨过两条大河，最终抵达那个他只在地图上见过的省城。
走吧。李明珍终于转过身来，声音还有些沙哑，还得赶班车回去。
王建国没应声，只是又吸了一口烟。烟已经燃到三分之一处，灰白色的烟灰积了一截，颤巍巍地悬在烟头。他想起昨晚，王蓉睡下后，李明珍在堂屋里坐了大半夜。他起夜时看见妻子就坐在黑暗中，面前摊着那个手帕包成的小包，一遍遍地数那些钱——虽然早就数过无数遍了。
够吗？他当时问。
不够也得够。李明珍头也不抬，难道不让她去？
他没再说话，只是去灶间倒了碗水。喝水的间隙，他听见妻子极轻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落在寂静的夜里，重得像块石头。
烟燃到了三分之二。王建国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烟，感受那逐渐逼近指尖的温热。他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色——那是常年侍弄土地留下的印记。这双手能稳稳地扶住犁，能一锄头刨开板结的土块，能捆起比人还高的麦秸，却在给女儿整理背包带子时，显得那么笨拙。
他想起王蓉背上背包的那个瞬间。小姑娘的肩膀还不够宽，背带勒进去，显得整个人更单薄了。他想说太重了就寄点回来，想说缺钱了就打电话，想说在外面别被人欺负……可这些话在喉咙里滚了又滚，最后吐出来的只有一句干巴巴的该走了。
也许他该像别的父亲那样，拍拍女儿的肩，说几句鼓励的话。可他不会。他父亲当年送他时，也只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好好干活，就转身下地去了。有些话，他们这一代的男人说不出口，仿佛说出口了，那份重量就会减轻似的。
烟终于燃到了过滤嘴前。烟头的那点火光在晨风中明明灭灭，烫得指尖发疼。王建国最后吸了一口——这一口吸得深，烟气在肺里打了个转，带着一种灼烧般的刺痛。
然后他弯下腰，将烟头按在水泥站台的地面上。
不是随手一丢，而是用力地、缓慢地按下去。他用了拇指的力量，将那点红光死死抵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左右碾动。烟纸被碾破，剩余的烟丝挤出来，在水泥上留下一小片污渍。火光彻底熄灭后，他还在那里碾了好几下，直到确认连一丝火星都不可能复燃。
这个动作他做了半辈子。在地头，在田埂，在自家院子的泥地上。烟是奢侈品，每一支都要抽到最后，烟头要彻底碾灭——既是为了安全，也像某种仪式：一件事结束了，就要干干净净地结束，不留半点隐患。
碾灭的烟头被踢到铁轨边的排水沟里。王建国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走吧。这次是他说的。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站台。穿过空荡荡的候车室时，李明珍的脚步顿了顿。她看向角落里那块空地——刚才王蓉就坐在那里，抱着背包，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她会不会饿？李明珍忽然说，煮的鸡蛋够吗？
够。王建国说，六个呢。
苹果洗过了，但皮上说不定还有农药……
城里人也都吃苹果。
走出车站，广场上的榕树下已经空了。只有几个烟头散落在树根周围，还有一个被踩扁的矿泉水瓶。早晨的阳光完全升起来了，晒得水泥地面发白。班车站就在马路对面，一辆褪了色的中巴车正在发动引擎，排气管吐出黑烟。
等车的时候，王建国又摸出烟盒，想了想，又塞了回去。他看见妻子从裤兜里掏出那个粉色小手帕——给王蓉包钱的那个——展开来，里面还留着一些细碎的烟丝和纸屑。李明珍仔细地把手帕叠好，重新放回兜里，动作轻得像在对待什么易碎的物件。
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王建国靠窗坐着，看着县城街道向后倒退。五金店、杂货铺、理发店……这些景象他看了几十年，今天却觉得有些陌生。也许是因为知道，此刻女儿正看着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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