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火车站比王蓉想象中小得多。
两层的水泥楼房，墙面被岁月熏成了灰黄色，正中央xx站三个红色大字已经颜色变淡。站前广场上到处是拖着行李的人，编织袋、蛇皮袋、油漆桶改成的行李箱，人们或站或蹲，守着各自的一方天地。空气中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晨光斜斜地照过来，将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王建国去窗口取票，李明珍和王蓉站在广场边缘的榕树下等着。树荫浓密，但挡不住八月底的闷热。王蓉的额角已经沁出汗珠，背包带子勒得肩膀发疼。她偷偷调整了一下姿势，眼睛却一直看着母亲。
李明珍今天穿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淡蓝色衬衫——王蓉记得，这是姐姐王玲出嫁那年，母亲特意去镇上裁缝店做的。衣服已经有些小了，袖口紧巴巴地箍着手腕。她站得很直，双手交握在身前，目光平视着车站入口。从这个角度看去，母亲侧脸的线条显得格外坚硬，像山脊线。
但王蓉看见了母亲握着的手——那双粗糙的、指节粗大的手，此刻正用力地绞在一起，右手拇指反复摩挲着左手虎口处那道陈年的疤。那是多年前砍柴时被镰刀划伤留下的，伤口深可见骨，愈合后留下了一条蚯蚓似的凸起。
这个动作王蓉太熟悉了。每次家里有大事，每次需要做出艰难决定，母亲就会这样摩挲那道伤疤。仿佛疼痛能让人清醒，伤疤能给人力量。
票拿到了。王建国走过来，手里捏着三张长方形的硬纸板——两张车票，一张站台票。他的手指粗壮，捏着那薄薄的纸片显得有些笨拙。还有四十分钟开车。
李明珍点点头，接过站台票看了看。她的目光在票面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抬头：走吧，进去等。
候车室里人声鼎沸。吊扇在头顶慢吞吞地转着，搅动潮湿的空气却带不来多少凉意。长椅上坐满了人，地上也堆着行李。王建国找到角落里一小块空地，把两个网兜放下，用脚勾了勾，示意王蓉坐下。
就坐这儿。
王蓉顺从地坐下，被包抱在怀里。李明珍没有坐，她站在女儿面前，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成的小包。手帕是淡粉色的，边缘已经磨损发毛，上面绣着几朵歪歪扭扭的小花——那是王蓉小学时美术课的作业。
李明珍一层层打开手帕。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些钱：几张一百元的，更多的是五十、二十、十元，最下面还有一卷硬币。钱都按面额大小叠好，边缘对齐，像一本薄薄的书。
这些你拿着。李明珍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三百块钱缝在裤衩口袋里了，这是另外两百。一百交学费，剩下的一百是你头两个月的生活费。省着点花，食堂再难吃也比外面便宜。
王蓉伸出手，指尖碰到那些钱。纸币被母亲的手温捂得有些潮，带着淡淡的肥皂味和汗味。她忽然想起，为了凑这些钱，母亲连续三个月天不亮就起床，走五里山路去邻村的香菇棚里干活。晚上回来时，裤腿上总是沾满泥土和木屑。
妈……
别说话。李明珍打断她，迅速将钱叠好，塞进王蓉衬衫胸前的口袋里，还用力按了按，记住，财不露白。要花钱的时候，一次只掏一点出来。
广播响了，含糊不清的女声播报着车次信息。人群开始骚动，提着行李往检票口涌去。
到了。王建国提起两个网兜，走吧。
检票口排着长队。检票员用一把硕大的钳子在车票上打孔，咔嚓一声，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缺口。王蓉将车票递过去时，手有些抖。检票员看了她一眼——那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面色疲惫，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什么也没说，只是利落地打孔，将票递还。
通过检票口，就是站台了。
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两条平行的黑线伸向远方，消失在视野尽头。一列墨绿色的火车已经停靠在站台边，车身上“xx铁路局”的字样有些掉漆。车窗一扇扇敞开着，里面陆续有人探出头来，也有乘客正吃力地把行李从窗口塞进去。
王建国找到对应的车厢号，把网兜递给王蓉：就这儿。上去找个靠窗的座位，东西放行李架上，别离身。
王蓉接过网兜，沉甸甸的，苹果的清香混着煮鸡蛋的味道飘出来。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母亲的眼睛。
李明珍一直沉默地站在旁边，此刻终于向前迈了一小步。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下巴的线条绷得像拉满的弓。晨光从站台的雨棚边缘漏下来，正好照在她的脸上。王蓉清楚地看见，母亲的眼眶红了——不是那种温润的红，而是一种干涩的、充血的红。
然后，一滴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
那滴泪沿着李明珍粗糙的脸颊往下淌，划过那些被日晒和风霜刻出的细密皱纹，在下巴处悬停了片刻，最终滴落在她淡蓝色衬衫的领口上，晕开一个深色的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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