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十五年的春天，洛阳城里的牡丹开得正艳。但在宗正寺那间堆满卷宗的厅堂里，却弥漫着一股与季节不符的沉闷气息。
宗正寺卿袁旻正对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发愁。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是永徽帝的堂叔，按辈分算是皇叔祖。他手里这本册子记录着整个袁氏宗室的人口和禄米支出，数字让他心惊肉跳。
“开元十五年，宗室在册三百二十七人，岁支禄米十二万石。”他翻到最新一页，“永徽十四年，宗室在册两千四百六十一人，岁支禄米九十八万石。”
三十年，人数翻了七倍多，禄米支出翻了八倍。而这还只是有爵位在册的宗室成员，那些没爵位的远支、女眷、仆从的开销，更是天文数字。
袁旻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太阳穴。他知道，这事迟早要有人提。可他是宗正寺卿，更是宗室长辈，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总像是胳膊肘往外拐。
正发愁间，门外传来通报：“陛下驾到！”
袁旻忙起身整理衣冠，永徽帝已经走了进来。这位年过五旬的皇帝今日穿着常服，只带了两名内侍，看样子是微服而来。
“陛下怎么来了？老臣有失远迎……”
“皇叔免礼。”永徽帝摆摆手，目光落在案头那本册子上，“朕猜皇叔正在为此事烦恼。”
袁旻苦笑：“陛下圣明。这册子……老臣每看一次，就心惊一次。照这个势头，再过三十年，宗室禄米就要吃掉国库三成的收入了。”
永徽帝没有接话，而是拿起册子，一页页翻看。每翻一页，眉头就皱紧一分。册子上不仅有人数，还有具体案例：
“楚王袁恪，太祖六世孙，年禄米五千石。王府有仆从三百，月开支绢帛二百匹……”
“信安郡公袁朗，仁宗表侄孙，年禄米一千二百石。终日斗鸡走狗，去年因强占民田被御史弹劾……”
“江夏县男袁文，世祖五世孙，年禄米四百石。家贫，以教书为生，去年上书请求减免禄米以助乡学……”
永徽帝合上册子，沉默良久。
“皇叔，”他开口，“你说，同样是太祖血脉，为什么有人富可敌国还不知足，有人却要教书补贴家用？”
袁旻叹道：“陛下，这就是老话说的‘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承平日久，有些宗室子弟确实……确实不像话了。”
“不是不像话，是制度出了毛病。”永徽帝站起身，在厅中踱步，“当年世祖定下宗室供养制度，是怕子孙流离失所，丢了皇家的体面。可那时宗室才多少人？现在呢？两千多人，还在不断增加。照这样下去，再过百年，宗室就要有上万人，国库养得起吗？”
他停下脚步，看着袁旻：“而且，皇叔不觉得，这种不管贤愚、只看出生的供养法子，是在害他们吗？多少宗室子弟，从出生就知道自己有禄米可领，不读书、不习武、不事生产，整日游手好闲。长此以往，我袁氏子孙，岂不是要养出一群废物？”
这话说得很重，袁旻脸色变了变，但不得不承认皇帝说得对。他想起自己的几个孙子，也是整天就知道玩乐，劝他们读书考科举，竟说“反正有禄米，何必辛苦”。
“那陛下的意思是……”
“改。”永徽帝斩钉截铁，“宗室供养制度，必须改革。但不是一刀切，要分等级，看亲疏，论功绩。有本事的，朝廷不但不减，还要加赏；没本事的，对不起，只能保证你不饿死。”
袁旻小心翼翼地问：“具体……怎么改？”
“第一，按血缘亲疏重定禄米等级。太祖、太宗（袁耀）直系子孙为一等，旁系按代递减。五服之外，不再享宗室禄米，但可参加科举，自谋出路。”
“第二，有爵位者，需定期考核。无职无爵者，禄米减半。有军功、政绩者，额外加赏。”
“第三，鼓励宗室子弟参加科举、从军、学艺。考上功名者，禄米照发，另有官职俸禄；从军立功者，按军功授爵；学成一技之长者，朝廷可资助其开业。”
永徽帝顿了顿，补充道：“当然，改革不能太急。给三年过渡期，逐年调整。皇叔觉得如何？”
袁旻思索良久，缓缓点头：“陛下思虑周全。只是……此事牵涉甚广，恐遭宗室反对。”
“所以需要皇叔出面。”永徽帝拍拍他的肩，“您是宗正寺卿，又是长辈，您说的话，他们听得进去。朕会给皇叔撑腰，但具体怎么说服宗室，还得靠皇叔。”
送走皇帝，袁旻坐在厅中，看着窗外盛开的牡丹，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这事不好办。那些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宗室子弟，突然要他们自食其力，不闹翻天才怪。可他也知道，皇帝说得对——再不改革，宗室就要被养废了，朝廷也要被拖垮了。
几日后，宗正寺发出通告：请所有在洛阳的宗室成员，三日后到宗庙议事。
消息一出，洛阳城里的袁氏子弟炸开了锅。
楚王府里，三十八岁的楚王袁恪正搂着新纳的姬妾饮酒作乐。听说此事，嗤之以鼻：“议事？议什么事？八成又是哪个穷亲戚想多要些禄米。告诉他们，本王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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