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八年的深秋，洛阳城东的“文渊阁”书坊前，排起了一条长龙。队伍里有官员模样的中年人，有书生打扮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吏员服饰的小吏，个个伸长脖子，眼巴巴望着书坊紧闭的大门。
“掌柜的，开门吧！这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是啊，不是说辰时开售吗？太阳都三竿高了！”
书坊老板杜衡在门后急得团团转。他倒不是故意吊人胃口，而是印刷工坊那边出了岔子——昨天夜里，最后一批《政要》的雕版突然裂了三块，工匠们连夜重刻，到现在还没送来。
“来了来了！”后门传来学徒的喊声。
杜衡如蒙大赦，赶紧招呼伙计：“快！把书搬进来，准备开售！”
两刻钟后，“文渊阁”的大门终于打开。人群如潮水般涌进，差点把门槛踏破。
“我要三本！不，五本！”
“给我来两本，要精装的！”
“掌柜的，有没有批注版？”
杜衡一边收钱一边吆喝：“都有都有！普通版五百文，精装版八百文，批注版一两银子！别挤别挤，都有份！”
不到半个时辰，三百本《政要》销售一空。没买到的人捶胸顿足，买到的人如获至宝，当场就站在街边翻阅起来。
这本引起洛阳纸贵的《政要》，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已故丞相法正。这位仁宗景皇帝时期的重臣，在泰安帝登基之初便已病逝。如今他的孙子法邈整理祖父遗稿，编纂成书，经朝廷批准刊行天下。
此刻的太极殿内，泰安帝手里也拿着一本《政要》。他翻阅着泛黄的书页，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
“父皇，”太子袁睿侍立一旁，“这书一刊行就洛阳纸贵，儿臣听说连太学生都争相购买。”
泰安帝合上书，轻叹一声：“法孝直若在世，见此情景，不知作何感想。”
袁睿小心问道：“父皇似乎……对此书有所保留？”
“不是保留，是感慨。”泰安帝站起身，走到窗前，“法正这个人，才高八斗，智谋过人，但行事往往……不择手段。你祖父仁宗在世时，常说他‘智足以济事，险足以上人’。这本《政要》里记载的，都是他处理政务的权谋机变，确实是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但若学者只学其术，不修其德，恐生祸患。”
这番话意味深长。袁睿想起自己读过的几章，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手段”。比如法正记载的“迁豪强以实边”之策——将地方豪族强行迁往边疆，既削弱了他们在原籍的势力，又充实了边防。手段堪称酷烈，但效果确实显着。
“儿臣以为，”袁睿斟酌词句，“法正之法虽峻，却是乱世用重典。如今四海承平，当以仁政为主。”
泰安帝欣慰点头：“你能看到这一层，很好。不过……”他话锋一转，“治国不能只讲仁政，有时也需要霹雳手段。关键是何时用仁，何时用严，分寸如何把握。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告诉你，当常规手段无效时，还有什么办法可用。”
正说着，内侍禀报：新任吏部侍郎徐庶求见。
徐庶进来时，手里也拿着一本《政要》。行礼后，他开门见山：“陛下，此书在朝中引起不小争议。有些老臣认为，书中所载多权术诡道，恐带坏风气。更有甚者，建议朝廷收回此书，禁止刊行。”
泰安帝并不意外：“你怎么看？”
徐庶略一思索：“臣以为，堵不如疏。法正之法虽不无偏激，但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与其禁止，不如引导。可命太学博士为此书作注，指明哪些做法适用于特殊时期，哪些不宜效仿。让学者知其利，也明其弊。”
“好主意！”泰安帝抚掌，“此事就交给你办。召集几个通晓实务又品行端正的官员，为《政要》作注。记住，注文要公允，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一味推崇。”
徐庶领命而去。泰安帝对太子笑道：“看见了吗？这就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好处。徐庶这样的官员，既懂经典，又明实务，知道何时该变通。”
《政要》引发的争论，在接下来几日愈演愈烈。
这日朝会，几位老臣联名上书，痛陈《政要》之害。为首的是光禄大夫周群，这位七旬老臣颤巍巍出列，声音洪亮：
“陛下！法正此人，生性诡谲，擅权谋而轻道义。其所着《政要》，通篇皆是权术机变，教人如何揣摩上意、排挤同僚、掌控下属。若此书流播，恐使官场风气败坏，人人效法其术，不以忠信立身，专以权谋为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这番话引得不少保守派大臣附和。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
泰安帝静静听着，待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周大夫所言，确有道理。但朕问诸位——当年仁宗在位时，关中旱蝗并起，流民数十万。是谁献策‘以工代赈’，组织流民修渠筑路，既安顿了百姓，又兴修了水利？”
众人沉默。那是法正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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