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剌加大捷的露布如飞燕穿云，掠过大明的山川河海。从泉州港的商船栈到北平府的酒肆茶寮，人人都在谈论远洋舰队的火炮与异域的奇珍，帝国对海洋的热忱正像潮浪般奔涌。可南京紫禁城的暖阁里，朱允炆的目光却早从西洋的帆影上收回，落在案头那册封皮烫金的奏章上 —— 那是教育革新司与礼部联署的《科举改制纲要》，纸页间似都裹着沉甸甸的火药味。
窗外已是建文六年盛夏，宫墙柳上的蝉鸣滚成一团燥热的浪，声嘶力竭得像极了朝堂上的争论。自打这份纲要露了风声，议政堂里就没安生过，连廊下值守的侍卫都能听清里面的拍案声，比三伏天的雷还响。
谁都清楚这改制的分量。先前《皇明宪约》搭好了新的权力架子，《全民教育法案》也让官立小学堂像星火似的在州县里铺开，可若碰不动科举这根 “指挥棒”，所有改革都像隔靴搔痒。读书人寒窗十年，图的不就是 “学而优则仕”？要是入仕还得靠经义诗赋，那新学堂教的格物、数算、地理，顶多是旁门左道，连正经的 “学问” 都算不上。就像农户种庄稼，若只认稻谷不认麦，谁还会费劲去种能饱腹的麦子？
这份纲要的核心内容，往议政堂案上一放，当场就惊掉了半朝官员的茶碗：
其一，废八股。把那套 “代圣贤立言” 的死板格式彻底扫出考场，不准再拿 “破题、承题” 的套话糊弄文章。
其二，设 “三场试”。首场考 “通识”，经史要义、律法条文、公文写法都得会，这是当官的底子；二场考 “实务”，数算得能算清田赋，地理得能看懂舆图，农工水利的法子得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是做事的本事；三场考 “专论”，考生从经义、律法、财税、格物、军事、外交里挑一门精的，写策论说对策，这是治国的才干。
其三，扩范围。不光官学毕业生能考，格物书院、武学苑的尖子生，甚至在营造司管过工程、在皇家银行算过账的实干人，只要有推荐、能通过考核，都能进考场。
其四，防舞弊。考卷要 “糊名”，把考生名字盖得严严实实；还要 “誊录”，让专人把考卷重抄一遍再评，免得考官认笔迹徇私。
这哪是改科举？分明是掀了旧规矩的桌子！千年传下来的 “文人政治”，要改成朱允炆想要的 “技术官僚 + 通才治理”，等于要把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本给换了。
果不其然，纲要一进议政会，立马炸了锅。
“祖宗成法岂能乱改！” 翰林掌院宋鹤年拄着拐杖，白发都竖了起来，手指头戳着案几咚咚响，“八股取士是抡才大典！天下士子都指着这条路吃饭，你说废就废，他们怎么办？要逼反天下读书人吗？”
旁边的户部侍郎周敬接着话头，声音都发颤：“经义是修身治国的根本！格物数算那是匠人干的活，怎能跟圣贤之道摆在一起？这是本末倒置，是要祸乱朝纲啊！”
更有人拍着柱子喊：“让匠作、商贾之流也能考科举？这是斯文扫地！以后朝堂上都是些算账的、修桥的，大明还像个礼仪之邦吗？”
反对的声浪裹着怒火，几乎要把议政堂的顶给掀了。这些人不是单纯守旧，科举是他们的晋身梯，是他们作为 “文化贵族” 的最后堡垒，改科举就是动他们的奶酪，怎么可能让步？
支持者这边也不含糊，大多是新起来的技术官僚和格物院出身的官员，还有些看清局势的务实派。格物院卿方维攥着一本水利册，声音亮得盖过了对面的吵嚷：“光会背‘民为贵’有什么用？黄河决堤的时候，是能靠经义堵口子，还是能靠诗赋算土方？如今大明要修铁路、开矿山、练海军，缺的是能干事的人，不是只会空谈的先生！”
“就是！” 兵部主事吴磊跟着站起来，手里举着满剌加送来的军报，“水师要造新炮，得懂格物的人算弹道；要开新航线，得懂地理的人画海图。旧科举能选出这样的人吗？让精通这些的人一辈子困在匠籍里，不是浪费人才吗？”
两边吵得面红耳赤，有人引经据典扯到孔孟，有人拿数据反驳说政绩，甚至有年轻官员吵得差点动手。主持会议的汤和，手里的木槌都快敲断了，嗓子喊得哑了，也压不住这混乱。
朱允炆自始至终没去议政堂，只是在御书房里听着内侍的汇报。直到争论了三天，他才召了齐泰、练子宁和墨衡三人来，指尖轻轻叩着案上的辩论记录，纸上的墨痕被震得微微发颤。
“这样的阻力，朕早料到了。” 他抬眼看向三人，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可这关必须过 —— 不然之前办的学堂、改的律法，都是无根之木，过不了几年就会塌。那些老臣反对，无非是怕丢了地位，怕改了他们熟悉的规矩。你们要做的，不是跟他们硬争，是让他们看到，新制不是断了他们的路，是给他们开了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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