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武城的陷落，标志着蜀汉在军事上基本控制了陇右郡的行政中心。城头变幻大王旗，然而，相较于东南诸县或望风归附或传檄而定的相对顺利，陇西地区的形势却要复杂和微妙得多。这里地处边陲，汉羌杂居，民风彪悍，对中央政权的归属感本就相对淡薄。加之曹魏多年统治，虽谈不上深得民心，却也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秩序和利益网络。蜀军的突然到来，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创伤，更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普遍恐慌。
姜维入驻原本的魏国太守府，案头迅速堆满了各种亟待处理的文书——粮秣统计、俘虏安置、降官名录、地方豪强拜帖…千头万绪，远比单纯的军事征服要复杂得多。他敏锐地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此刻才刚刚开始。刀剑可以夺取土地，但若要真正占有并消化这片土地，赢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心，才是决定这场北伐最终成败的关键。
“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姜维想起离成都前，陛下（刘禅）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过这句话，当时他更多思考的是军事，此刻却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邓艾的袭扰如同芒刺在背，若后方民心不稳，与邓艾里应外合，后果不堪设想。
他首先召见了襄武城投降的魏国旧吏和几位颇有声望的地方豪强。这些人战战兢兢，不知这位声名赫赫的蜀汉大将将如何处置他们。
出乎他们意料，姜维并未展现胜利者的骄横，反而态度平和，首先肯定了他们在乱局中保全城池、使百姓免遭兵燹的“功劳”，随后宣布了刘禅的《安陇诏》核心内容：减免本年度及下一年度赋税的三成；承认现有土地占有状况，并许诺将无主荒地（包括部分原属魏国的官田）分发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耕种；对于愿意与季汉合作的旧吏，经过考察后可酌情留用。
这几条政策，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立刻在死气沉沉的襄武城内激起了波澜。减税和分田，直接惠及底层百姓，而留用旧吏和承认豪强权益，则稳住了上层阶层。恐慌的情绪初步得到了安抚。
然而，姜维深知，空口许诺远不如实际行动有力。很快，考验便来了。
襄武城外，一队蜀军士兵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靠近山区的村落遭了山洪，冲毁了不少房屋田地，村民围聚在废墟旁，唉声叹气，面露绝望。带队的校尉想起姜维“遇民有难，当尽力救助”的军令，并未简单地绕道而行，而是立刻派人回城禀报。
不过半日，一队特殊的“队伍”便从襄武城开了出来。为首的并非士兵，而是几名原本在太守府任职、熟悉本地情况的旧吏，带着十几名蜀军工兵和数十名民夫，车上拉着粮食、工具和少量药材。
旧吏负责安抚村民，登记损失。工兵则带领民夫和青壮村民，立刻开始清理废墟，疏通被堵塞的河道，帮助搭建临时窝棚。带来的粮食也及时分发下去。
村民们从最初的惊疑、恐惧，到后来的感激涕零，态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们从未想过，占领军非但没有抢掠，反而会伸出援手。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甚至对着成都方向叩拜，口称“刘皇叔仁德”。
消息很快在周边乡里传开，蜀军的形象开始从“可怕的入侵者”向“或许不错的统治者”微妙转变。
陇西狄道县最大的豪强李家家主李暠，拥私兵数百，据坞堡而守，对蜀军的招降令态度暧昧，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表示归顺，明显处于观望状态。
姜维并未派兵强攻。他亲自修书一封，言辞恳切，派能言善辩的使者送入李家坞堡。信中并未威逼，而是首先赞扬李家保境安民的“义举”，随后分析天下大势，指出曹魏中枢变乱、权臣当道，已非明主，而季汉皇帝英明，志在光复汉室，正是豪杰效力之时。最后许诺，若李家归顺，不仅其家产私兵尽可保留，李暠还可获封“陇西义从都尉”的官职，其子弟若有才学，亦可荐举任职。
与此同时，姜维下令驻扎在狄道附近的蜀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附近百姓公平买卖，与李家私兵秋毫无犯，形成鲜明对比。
李暠权衡再三。蜀军势大，抵抗无异以卵击石。而姜维给出的条件优厚，既保全了实力，又获得了官身和未来的晋升通道。相比之下，继续观望，一旦蜀军彻底稳定陇西，自己很可能被当作典型清算。数日后，李暠终于打开坞堡大门，亲自前往襄武向姜维请降，并献上部分粮草以表诚意。
李家归顺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其他仍在观望的地方豪强，纷纷效仿，陇西郡的抵抗势力基本消弭。
数千名从祁山堡、襄武等地俘获的魏军降卒被集中看管，他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按照惯例，这些降卒往往会被充作奴隶或苦役，甚至可能被坑杀。
姜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惊讶的决定。他在重兵护卫下，亲自来到了战俘营。
站在高处，他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运足中气，高声说道：“尔等皆是大汉子民，不过各为其主，方才疆场相见！如今，曹魏权臣窃国，皇帝形同虚设，非是效忠之良时！我主季汉皇帝，乃汉室正统，仁德布于四海！今北伐至此，非为杀戮，实为解民倒悬，光复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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