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三年的盛夏，江南之地被潮湿闷热笼罩。
与福州船厂那充满金属撞击声与海水咸腥的昂扬气象截然不同，新任苏州府同知徐文谦，正陷入一场无声却无比粘稠的战役之中。
他所面对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苏州官场与地方士绅织就的一张无形巨网，柔软、坚韧，无处不在。
抵达苏州已近一月，徐文谦深切体会到了何为“人间天堂”背后的暗流汹涌。
他依循官场惯例，首先拜会了顶头上司——苏州知府张璁。张知府在装饰雅致、凉风习习的后衙书房接待了他，态度堪称典范的和煦。
“徐大人年轻有为，在枣强政声卓着，陛下钦点南下，实乃我苏州之幸啊。”张璁捋着修剪整齐的胡须，笑容如同精心丈量过一般，亲切而不失距离，“江南之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然则……人情世故，也较北方更为繁复。徐大人初来，凡事不必急于求成，当以熟悉情弊、稳慎为先。”
这番话语，表面是关怀提醒，实则是在划定界限，暗示徐文谦莫要轻举妄动，搅乱了苏州府现有的“平静”。徐文谦恭敬应答，表示定当谨慎行事，仰仗府尊指点，心中却已明了，想从这位浸淫官场数十载、深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道的上司这里获得强力支持，几无可能。
初次试探无功而返，徐文谦转而寻求在官僚体系内部打开缺口。
他正式行文，召集苏州府下辖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等地的知县，以及府衙户房、刑房、工房等主要书吏，于府衙二堂举行新政问询会。
会议那日，二堂内气氛凝重。几位知县皆是科举正途出身，久历地方，早已磨去了棱角。他们身着官袍，姿态恭敬，眼神却游移不定。
徐文谦端坐主位，再次详细阐述了“方田均税勘算法”的精要，分享了枣强县如何通过精准清丈、厘清隐田，最终实现税赋公平、百姓安居、国库增收的良性循环。他言辞恳切，数据详实，希望能激发起同僚们的责任与共鸣。
然而，回应他的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随后便是滴水不漏的推诿与诉苦。
吴县知县，一位姓钱的老举人，率先开口，他语速缓慢，带着浓重的吴音：“徐大人高才，下官佩服。只是……吴县地狭人稠，历来赋役繁重，百姓已是苦不堪言。那鱼鳞图册，自成化年间修订后，便再未大规模重整，册籍混乱，田亩、产权纠葛不清，胥吏人手有限，若强行清丈，非三五年不能竟功，期间恐生事端，下官……实难担当此任啊。”他将“事端”二字说得轻飘飘，却足以让任何意在维稳的官员心头一紧。
长洲知县紧随其后，他更年轻些，言辞却更为圆滑：“徐大人，下官辖区内，士绅云集，诸多田产皆是祖辈传承，历来依惯例缴纳钱粮，相安无事。若骤然更改旧制，触动甚广。前任抚台大人亦曾有意清厘田赋，最终……唉，亦是考量到地方安稳，未敢轻动。下官人微言轻，恐难服众。”他将责任推给了前任和“士绅”，暗示此事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
昆山、常熟等地的知县也纷纷附和，所言无非是“册籍混乱”、“胥吏不足”、“士绅难缠”、“恐激民变”等套话，仿佛事前已统一过口径。他们态度谦卑，甚至带着几分无奈，但那份根植于地方利益共同体的默契与消极抵抗，却表露无遗。
更令徐文谦感到无力的是那些积年的书吏。户房那位姓孙的老典史，头发花白，眼神浑浊，却对各类陈年卷宗、赋役则例了如指掌。他抱来几大本泛黄发脆的旧册，引经据典，从洪武年的《赋役黄册》说到本朝历年关于田赋的补充规定，将简单的是非问题复杂化，用专业的壁垒将徐文谦隔绝在外。他说话慢条斯理，态度恭敬得近乎谄媚，但每一句话都在暗示：此事历来如此，牵涉万千，动不得，也动不了。
“徐大人明鉴，非是小吏等不愿效力，实是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譬如这‘累进田产税’，听起来是善政，然则如何界定‘累进’之阶？田有肥瘠，户有大小，一旦执行，标准难以划定，必致纷争不断，讼庭若市啊……”孙典史摇着头，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
首次官场问询，便在这样一种看似客气、实则冰冷的氛围中草草收场。徐文谦感觉自己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他清晰地认识到，苏州府的官僚体系，从上至下，已经与地方势力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同盟，他们或许内部亦有矛盾，但在对抗来自朝廷的、可能触动他们根本利益的改革时，立场却出奇的一致。
官方渠道走不通，徐文谦决定剑走偏锋，直接面对地方势力的真正主宰者。他广发请柬，邀集苏州府内有影响力的各大宗族族长、致仕官员、富甲一方的乡绅耆老，至府衙旁的百花厅议事。
是日，百花厅内冠盖云集，香气袭人。来的皆是苏州地面上真正掌握资源与话语权的人物。他们或身着绸缎常服，或穿着象征功名的襕衫，个个气度雍容，彼此寒暄，谈笑风生，仿佛参加的只是一场寻常的文酒之会，而非可能决定地方未来走向的严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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