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三年的春天，随着“破浪一号”在渤海湾震撼人心的下水与试航，以及弘治帝在舰上那番意味深长的表态，一股名为“开海”的热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席卷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权力中枢。
天津卫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朝堂之上的风云已然激荡。
回到紫禁城的弘治帝，并未因舰上的激情宣言而立即下旨。
他深知，如此重大的国策转变，必须在庄严肃穆的朝会上，经过充分的廷议，形成正式的决议，方能颁行天下。
数日后的一次大朝会，成为了决定帝国海洋命运的舞台。
金銮殿上，文武百官肃立。气氛与往日不同，隐隐透着一股紧绷的期待感。谁都明白，今日议题的核心，必然是“开海”。
果然，在处理完几项常规政务后，弘治帝便开门见山，将话题引向了海禁。
他先是简要回顾了“破浪一号”试航的成功，肯定了格物之学与船政改革的成效，随即话锋一转，声音沉凝：“朕观‘破浪’之威，思东南之患，念国库之虚，感生民之艰。海禁之策，行之年久，利弊如何，众卿可畅所欲言。”
皇帝定下了基调，早已按捺不住的各方势力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支持开海的一方，以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周经为首，气势如虹。
刘大夏手持笏板，声若洪钟：“陛下！‘破浪’已成，利器在手，岂能藏于匣中？我水师若得此等战舰成军，足可扫荡海氛，护航保商！昔日海禁，乃因无力制海；今日开海，正因我有定海神针！此时不开，更待何时？难道要坐视沿海百姓困顿、税源流失、匪寇坐大吗？”
周经紧随其后，从经济角度慷慨陈词：“陛下，臣掌户部，深知钱财乃国家命脉。海禁一开，市舶司重立，仅关税一项，岁入何止百万？东南货殖流通，百业兴旺，百姓安居，国库充盈，实乃富国强兵之不二法门！且如马武、陆仁所奏，海寇多由困顿百姓转化，开海正可釜底抽薪，标本兼治！”
勋贵集团中，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更是迫不及待，他们描绘的海外财富图景虽然略显夸张，但极具煽动性：“陛下，海外物产之丰，远超想象！若能合法贸易，其利滚滚，不仅充盈国库，亦可使参与海贸者获利，实乃官民两便之美事！”
然而，反对的声音依然强劲。都察院右都御史储巏等保守派官员，坚守“祖制”和“华夷之辨”的堡垒，言辞激烈：“陛下！海禁乃太祖高皇帝钦定，旨在防微杜渐，保境安民！岂可因一时之利而轻弃祖宗成法？与夷狄交通，必生祸乱！奇技淫巧之物流入，败坏人心；海外未知之险潜伏，动摇国本！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支持者手握新式战舰的底气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反对者则高举道德和祖制的大旗，一时难分高下。
就在争论陷入胶着之际，弘治帝将目光投向了始终沉稳立于班列中的陆仁。“陆卿，”皇帝缓缓开口，“你执掌船政，深知海事。于开海之策，可有具体方略？”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陆仁身上。他深知，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出列躬身，声音清晰而坚定：“陛下，臣确有所思。开海非是简单地撤消禁令，而需一套周全之策，方能兴利除弊，确保国家利益与海疆安宁。”他早有准备，从袖中取出一份厚厚的奏疏。
“臣之方略，主要有以下几点，”陆仁展开奏疏，条分缕析：
“一、 有限开海，定点管理。 初期不宜全面开放，建议先行重启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此三地原有基础，且地理位置重要。由市舶司统一管理一切对外贸易，所有商船出入、货物交易、税收征缴，皆需经市舶司许可与登记，严禁私贩。”
“二、 组建护航水师。 以新式‘破浪’级战舰为核心，配属辅助船只，组建专职的远洋护航水师，归兵部统一调度。其职责一为剿灭残余海寇，二为保护合法商船航线安全，三为彰显国威，处理突发海事纠纷。水师强大，乃开海之根本保障。”
“三、 规范贸易品类与税率。 由户部牵头，制定允许出口（如丝绸、瓷器、茶叶）和进口（如香料、药材、特定原料）的货物清单。设定合理关税税率，既保证国库收入，又不至扼杀商贾积极性。严禁军械、硝石、铜铁等战略物资出口。”
“四、 发放特许船引（贸易许可证）。 商人欲从事海外贸易，需向市舶司申请‘船引’，注明船只、人员、货物、目的地等信息。船引需有偿使用，并可设定有效期和贸易额度，便于管理。”
“五、 设立海关稽查制度。 于各开放口岸设立海关，配备得力人员与必要武装，严查走私、偷漏税等行为。对违禁品和非法贸易，严厉打击。”
“六、 收集海图情报，培养海事人才。 鼓励商人反馈海外航路、风土人情信息，由市舶司汇总绘制更新海图。同时在格物学院及沿海地区兴办海事学堂，培养航海、造船、贸易等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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