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道：“阁老明鉴。海禁不仅使民困，亦使地方财税枯竭。下官听闻，早年市舶司犹存时，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商贾云集，税银充盈，地方百业兴旺。如今……唉。”
他适时叹息一声，“且如今倭患愈烈，根子亦在此。若能使沿海百姓有合法生计，富商有通商之途，则匪寇之源可塞，地方可安，税源可开。此乃一举多得之策，唯缺一敢于任事、能推动变革之契机与共识。”
这番话，看似分析局势，实则句句指向开海的必要性和潜在利益，尤其是对东南地方（也是谢迁家族势力所在）的好处。谢迁目光深邃，看了陆仁一眼，并未直接回应，只是淡淡道：“陆侍郎心系国事，谋划深远。此事……且容老夫细思。”
陆仁知道，种子已经播下。像谢迁这样的重臣，其态度至关重要。他们不会像国舅那样大张旗鼓，但其在官僚体系内部的影响力，以及其家族与东南沿海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会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推动变革的隐性力量。
果然，随后一段时间，京城的风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先是两位国舅爷府上，各种宴会不断。
席间，张鹤龄、张延龄逢人便夸耀海外物产之丰饶，将陆仁透露的信息添油加醋，描绘出一幅“四海珍宝，俯拾即是”的炫目图景。他们甚至弄来了一些稀奇的海外舶来品，如精巧的自鸣钟、晶莹的玻璃器皿、浓郁的香料，在宾客间展示，引得啧啧称奇，勾起了无数人对海外财富的向往。
“你们可知，这小小一匣香料，在西洋值多少银子？”
“听说那吕宋岛上，有金矿如山！”
“若能组织船队，合法贸易，何愁富贵？”
这些言论在勋贵、富商阶层中迅速流传开来，“开海致富”的概念开始悄然萌芽。
与此同时，一些与东南沿海关系密切的官员，尤其是在通政司、六科廊等消息灵通部门的官员，也开始在非正式场合议论海禁之弊。
他们或转述家乡亲族因海禁生计艰难的窘境，或提及前朝市舶司的辉煌，言语之间，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期待若隐若现。这背后，很难说没有谢迁等东南籍重臣默许甚至暗示的影响。
民间市井之中，关于海外财富的传说也愈演愈烈。说书先生们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翻新演绎，增添了无数金银珠宝的细节；茶楼酒肆里，水手、商贩描述的异域风情和贸易利润，刺激着普通人的神经。
一股渴望突破海禁、向海洋寻求财富的暗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始涌动。
当然，反对的声音依然强大。都察院的某些御史闻风而动，上疏弹劾寿宁侯、建昌侯“蛊惑人心，妄议祖制”，要求皇帝严加训诫。一些保守的理学名臣也在公开场合强调“华夷之辨”、“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抨击追逐海外奇珍是“玩物丧志”，会败坏社会风气。
朝堂之上，关于海禁的争论虽然尚未摆到明面，但暗流已然汹涌。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在积蓄力量，等待一个合适的爆发点。
陆仁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火候还未到。目前的造势，主要是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但还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关乎国家安危的理由来一举压倒“祖制”的反对声。
而这个理由，很快就要来了。
这一日，一份来自东南的密报，不是军情急递，却同样分量沉重，被悄然送到了陆仁的案头。
密报详细分析了当前活跃的几股主要“倭寇”头目的背景，明确指出其中势力最盛者，皆原是大明子民，因海禁断绝生计，才沦为巨寇。
他们不仅拥有庞大的船队和武装，更掌控着对日本、南洋的贸易路线，获利巨万，势力盘根错节。报告最后指出：“……此辈非寻常匪类，实乃海上豪强。其势已成，单靠剿抚，难竟全功。若朝廷政策不改，此患恐难根除。”
陆仁合上密报，走到窗前，望向东南方向。海禁政策与海外需求的尖锐矛盾，已经孕育出了足以撼动帝国海疆的怪物。是继续堵，直至决堤？还是因势利导，疏通化解？
他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坚定。
舆论的柴薪已经备好，只待一个关键的事件作为火星，便可点燃推动变革的熊熊烈焰。
而他和他的西山团队，必须在这之前，将“破浪之剑”锻造得更加锋利。
这盘关于国运的大棋，正进入最关键的中盘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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