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随着东吴的平定，西晋进入了“太康时代”（太康是司马炎的年号）。全国统一，四海升平，仿佛一个崭新的、强大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被称为 “太康之治”。
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晋朝集团的高光时刻：
· 市场份额垄断： 再无外部竞争对手，一家独大。
· 社会趋于稳定： 长期的战乱结束，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 经济有所恢复： 推行占田制，鼓励垦荒，人口有所增长。
作为CEO的司马炎，志得意满，达到了他个人威望的顶峰。他认为自己完成了父祖未竟的事业，建立了不世之功，开始尽情享受这“太平盛世”。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景象之下，致命的危机正在悄然滋生。这一切，都源于司马炎作为CEO所推行的一系列“宽松”甚至“放纵”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政策。
1. 奢靡之风盛行。 司马炎本人就带头炫富。他的后宫妃嫔近万人，他甚至不知道每晚该临幸谁，只好坐着羊车，羊停在哪位妃子的门口，就在哪里过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石崇、王恺为代表的高级管理层（外戚、官僚），竟相攀比财富，用蜡烛当柴烧，用锦缎做屏风，甚至当街打碎珍贵的珊瑚树来炫耀。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从“奋斗”迅速滑向了“享乐”和“炫富”。
2. 门阀政治固化。 司马炎为了换取世家大族对晋朝的支持，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固化阶层工具。人才晋升不看能力，只看出身。这严重打击了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导致管理层僵化，创新能力枯竭。
3. 分封制的“历史倒车”。 司马炎认为曹魏灭亡是因为宗室力量太弱，导致皇权孤立无援。于是，他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并给予他们实际的军权和治民权。这相当于在公司各个关键部门和地区分公司，都安插了拥有实权的“家族董事”。短期内或许能巩固统治，但从长远看，这无疑是在公司内部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为后来的“八王之乱”提供了制度温床。
这种“宽松”的企业文化，看似让员工（士族）享受了福利，稳定了团队，实则是在腐蚀整个公司的根基，让公司在虚假繁荣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跨时空吐槽】
朱元璋（对奢靡之风深恶痛绝）：“这个司马炎，真是个败家子！刚刚统一，不想着励精图治，反而带头奢靡！皇帝坐羊车选妃，大臣斗富砸珊瑚，成何体统！如此上下效仿，这公司风气岂能不坏？这基业，迟早要败在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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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选择的惊天败笔
如果说奢靡文化和分封制是司马炎埋下的两颗地雷，那么他在选择公司继承人这个问题上，则是亲手点燃了炸毁晋朝集团的导火索。
司马炎的嫡长子，也就是皇太子，名叫司马衷。这位太子爷的“能力”，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有几个着名的典故足以说明问题：
· “何不食肉糜？”： 听说百姓遭遇饥荒，没有饭吃，他天真地问道：“没有米饭，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何不食肉糜？”）
· “蛤蟆为谁叫？”： 他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问左右：“这些蛤蟆是为公事叫，还是为私事叫？” 侍从只好糊弄他：“在公家地里的为公，在私人地里的为私。”
这样一个连基本常识和判断力都严重缺失的人，显然不具备任何管理公司的能力。用现代眼光看，司马衷可能存在严重的智力障碍。
朝廷上下，但凡有点见识的大臣，都心知肚明司马衷不堪大任。连司马炎自己也曾对此感到忧虑。他曾试探性地将一些尚书省的公文送给太子批复，想考察其能力。太子的妃子贾南风（权臣贾充之女，一个聪明而凶悍的女人）急忙找来的枪手代笔，蒙混过关。
然而，在继承人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司马炎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其原因复杂，主要有三：
1. 嫡长子继承制的束缚： 司马衷是嫡长子，废长立幼不符合宗法传统，容易引发政治动荡。
2. 对孙子的期望： 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谢玖所生）自幼聪明伶俐，深得司马炎喜爱。司马炎曾称赞这个孙子“此儿当兴我家”，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隔代继承人身上，幻想儿子司马衷只是个过渡。
3. 妻子的压力与自我欺骗： 皇后杨艳以及继后杨芷（都是弘农杨氏的人）都维护嫡长子地位。加之司马衷每次在父亲面前的表现（经人指点后）都还算规矩，让司马炎产生了“儿子虽不聪明，但本性仁厚，有人辅佐即可”的错觉。
于是，这个关乎帝国命运的决定，就在司马炎的犹豫、自欺和外部因素的干扰下，被确定了下来。他为他那庞大而内部危机四伏的帝国，选择了一位连“肉糜”问题都搞不清楚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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