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松江的电子厂门口，傍晚六点的铃声刚响，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们便陆续走出厂区。23 岁的李娟习惯性地从背包里掏出速写本，蹲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快速勾勒着夕阳下工友们疲惫却鲜活的身影 —— 她笔下的线条没有精致的修饰，却满是生活的温度。这一幕，被正在采风的新人导演陈雨用相机定格，后来成为电影《城市之光》开篇最打动人心的镜头之一。
作为 “新星导演计划” 扶持的第五部作品，《城市之光》从筹备之初就带着 “反套路” 的初心。当市场上的现实主义电影多聚焦 “中产焦虑”“家庭伦理” 时，林晚星却力排众议，支持陈雨将镜头对准 “城市打工者” 这一常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很少有作品真正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拍的不是‘卖惨’的故事，而是他们在生存之外，对艺术、对梦想的渴望 —— 那些藏在流水线、外卖箱、工地安全帽下的热爱，才是最动人的‘城市之光’。”
从深入打工者社区采风，到邀请真实打工者参与创作，再到上映后引发社会对 “打工者精神文化需求” 的讨论，《城市之光》用最朴素的叙事，完成了一次对 “平凡梦想” 的致敬。最终，这部投资仅 8000 万的小成本电影，收获了 6 亿票房与 8.7 分的豆瓣高分，不仅成为 “新星导演计划”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更被中国电影家协会评为 “年度现实主义佳作”，证明了 “关注平凡人，也能拍出有力量的好电影”。
“新星导演计划” 自启动以来，始终以 “扶持新人、挖掘多元题材” 为核心。前四部作品涵盖了青春校园、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领域，而第五部作品的选题，却让团队陷入了争论 —— 有人建议延续 “安全牌”，选择观众熟悉的家庭题材；有人提出尝试悬疑类型，迎合市场热点。直到陈雨带着《城市之光》的剧本走进林晚星的办公室，这场争论才有了答案。
陈雨的剧本，源于她三年前的一次偶然经历。当时她在深圳的城中村租房，邻居是一对在电子厂打工的情侣：男孩每天下班后会在阳台弹吉他唱歌，女孩则喜欢用捡来的废纸箱画画。“有一次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艺术？男孩说，‘在流水线上站了十个小时，只有弹吉他的时候，才觉得自己不是机器，是活生生的人’。”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陈雨，也让她萌生了 “为打工者拍一部电影” 的想法。
剧本里的三个主角，都有真实的原型：在电子厂打工的 “晓雅”，原型是喜欢画画的李娟；白天送外卖、晚上在街头唱歌的 “阿明”，来自陈雨认识的外卖员王哥；在工地干活，却偷偷练街舞的 “大强”，则是她在采风时遇到的 95 后工人。“我不想塑造‘完美的梦想家’，而是想展现他们的‘矛盾与挣扎’—— 晓雅怕被工友嘲笑，只能在厕所偷偷画画；阿明想参加选秀，却担心年纪太大；大强的父母觉得跳舞是‘不务正业’，多次劝他回家。” 陈雨说，“这些真实的困境，才是打工者追求梦想时最真实的样子。”
林晚星在看完剧本后，当即决定全力支持：“这个剧本最打动我的，是它没有把‘艺术’塑造成‘脱贫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精神的出口’。晓雅画画不是为了成名，只是为了记录生活；阿明唱歌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抒发情绪。这种‘不为功利的热爱’，比任何‘逆袭故事’都更有力量。”
为了让电影更贴近真实，林晚星要求陈雨团队用三个月时间，深入长三角、珠三角的打工者社区采风。他们住进电子厂附近的出租屋，跟着外卖员跑单，在工地和工人一起吃盒饭，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流水线操作 —— 每一个细节的积累，都成为电影里 “真实感” 的来源。
在电子厂采风时，团队发现工人们的 “业余生活” 远比想象中丰富：有人在宿舍用手机剪辑短视频，有人组织了 “打工者读书会”，还有人用工厂废弃的零件制作手工艺品。“这些细节都被我们写进了剧本，” 陈雨说，“比如晓雅用工厂的油性笔在速写本上画画，笔没水了就用口红代替；阿明的外卖箱里总装着一个便携麦克风，接到订单少的时段，就找个没人的街角唱两首。这些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而是真实发生在打工者身上的事。”
最让团队意外的是打工者对 “声音” 的敏感。在工地采风时，他们发现工人会用钢筋敲击的节奏、塔吊转动的声响，编出简单的 “劳动号子”；在快递分拣中心，分拣员会根据包裹掉落的不同声音，判断包裹里装的是什么。“这些‘工作场景中的声音’，后来成为了电影配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指导张远说，“我们邀请了 12 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打工者，用他们熟悉的工具创作节奏 —— 电子厂的零件碰撞声、外卖车的刹车声、工地的电钻声，经过改编后，变成了既独特又充满生活气息的配乐，比传统的交响乐更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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