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龙洞堡机场的出口处，赵伟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剧本，目光紧紧盯着人群中的林晚星。这位刚加入 “新星导演计划” 半年的新人导演，手里的《大山里的课堂》初稿，承载着他埋藏了三年的心愿 —— 讲述那些 “被大山挡住视线，却用艺术寻找光” 的乡村孩子的故事。
“晚星总，这剧本里的每个角色，都有真实原型。” 赵伟递过剧本时，声音带着一丝紧张，也藏着难掩的激动，“去年我跟着‘晚星艺术基金’去贵州支教，看到一个叫小花的女孩，用捡来的彩铅在作业本上画山外的世界，那一刻我就想，一定要把她们的故事拍出来。”
林晚星接过剧本，指尖触到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 有些地方画着乡村学校的草图，有些地方标注着 “此处需加入苗族刺绣元素”，还有些地方写着 “参考基金支教日志第 37 页”。“好的故事，从来不是凭空编造的。” 她翻到描写 “支教老师教孩子唱山歌” 的段落，抬头对赵伟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拍一部‘卖惨’的纪录片，而是用艺术的温度，展现乡村孩子的渴望与坚守。”
这场在机场的简短对话，拉开了《大山里的课堂》筹备的序幕。作为 “新星导演计划” 扶持的第四部作品，这部聚焦乡村教育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带着 “真实” 与 “公益” 的双重基因 —— 它改编自 “晚星艺术基金” 的支教实践，由新人导演执导，邀请乡村孩子客串，甚至将部分票房收入反哺公益，成为晚星娱乐 “内容 + 公益” 生态的又一典范。
《大山里的课堂》的诞生，源于 “晚星艺术基金” 一本泛黄的支教日志。这本由基金志愿者记录的日志，详细记载了贵州黔东南地区乡村学校的教育现状 —— 孩子们对画笔的渴望、支教老师的困境、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碰撞，这些真实的细节，成为赵伟创作的核心素材。
“基金的支教日志里，有个叫‘石头’的男孩，让我印象特别深。” 赵伟在剧本研讨会上说，“他天生口吃，不敢说话，却能用苗族芦笙吹出特别动人的旋律。志愿者发现后，教他用芦笙‘说话’，后来他在县里的艺术节上，用芦笙演奏了《映山红》，台下的家长都哭了。”
这个故事，成为电影中男主角 “阿笙” 的原型。赵伟在剧本里，设计了 “阿笙用芦笙改编流行歌曲，吸引城里志愿者注意” 的情节 —— 阿笙每天放学后，都会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吹芦笙，他把听到的汽车鸣笛声、鸟鸣声都融入旋律里，有一天，支教老师林岚（原型为基金志愿者）路过，被这独特的声音吸引，从此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
日志里还有 “孩子们凑钱买画笔” 的细节，也被赵伟写进剧本：女主角 “小花”（原型为赵伟遇到的彩铅女孩）想要一套水彩笔，却舍不得向家里要钱，于是和同学一起，捡塑料瓶卖钱，攒了三个月，终于买到一套二手画笔。她把每支画笔都用布条缠好，小心翼翼地装在铁盒子里，每天只敢用一次，怕很快用完。“这个细节不用刻意煽情，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孩子对艺术的珍视。” 林晚星在打磨剧本时，特意保留了 “缠布条”“铁盒子” 的描写，“真实的细节，比夸张的剧情更有力量。”
林晚星从筹备初期就明确，《大山里的课堂》不是一部 “独立的电影”，而是 “晚星艺术基金公益实践的延伸”。她要求团队在剧本中融入基金的核心项目，比如 “艺术教室建设”“非遗传承人进校园”“乡村孩子城市研学”，让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了解公益的真实价值。
“电影里有个‘非遗进校园’的情节，原型就是基金和贵州苗族刺绣传承人合作的项目。” 基金项目总监李敏说，“我们邀请传承人到乡村学校教孩子刺绣，孩子们把苗族图案绣在书包上、衣服上，后来这些作品还在上海举办了‘大山里的艺术展’。剧本里，我们把这个情节改编成‘小花的刺绣作品被选入城市展览，她第一次走出大山’，既展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也体现了公益对孩子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林晚星决定将影片的 15% 票房收入捐赠给 “晚星艺术基金” 乡村项目，用于建设更多 “艺术教室”、捐赠乐器和画笔。“电影的票房数字不是终点，而是让公益持续下去的起点。” 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不仅能被故事打动，还能通过公益行动，真正帮助到那些像小花、阿笙一样的孩子。”
《大山里的课堂》的剧本打磨，历时四个月，修改了 12 稿。林晚星与赵伟团队围绕 “如何还原乡村教育现状”“如何避免公益主题的说教” 两个核心问题，反复研讨，甚至多次前往贵州黔东南地区实地调研，确保剧本既有 “情感温度”，又有 “现实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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