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露台
夕阳的余晖洒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特纳·史密斯、霍华德·修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三人端着酒杯,看似在享受加州的黄昏,实则进行着一场关乎未来战略的密谈。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成功平息了中产阶级的恐慌,这让赫斯特有些气馁,但特纳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种洞察一切后的冷静笑容。
“威廉,”特纳抿了一口威士忌,对赫斯特说,“别垂头丧气。罗斯福的这次谈话,恰恰暴露了他最大的弱点——他怕了。他怕失去中产阶级的信任。这证明了一点:在美国,谁真正赢得了中产阶级,谁就掌握了权力的钥匙。罗斯福的新政联盟,核心就是工人和中产阶级。这是他绝不能丢失的基本盘。”
赫斯特皱起眉头:“所以呢?他现在亲自下场承诺了,中产阶级安心了,我们还能做什么?难道我的报纸还要去夸他说话算话?”
“不,当然不是。”特纳的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你的报纸要换一种方式。不要再煽动恐慌,那已经没用了。你要‘帮助’总统,扮演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对他的谈话进行‘深入、理性’的分析,找出他话语中模糊的、可能在未来产生变数的部分。比如,他强调‘这次法案’不起征,那么下一次呢?他强调‘我的政府’不会,那么下一届政府呢?你要用一种忧国忧民的口吻,提醒公众和国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法律的明确性’问题。我们要把水搅浑,让法案的辩论陷入细节和程序的泥潭,拖延它通过的时间。时间,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宝贵的武器。”
修斯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一丝烦躁和不安:“特纳,你说的轻巧。这样在报纸上阴阳怪气,不断试探,你就不怕罗斯福记恨在心?他现在是总统,权力巨大,万一等他缓过劲来,秋后算账,我们谁吃得消?”
特纳转过身,看着修斯,脸上露出一丝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表情:“霍华德,我怕,我当然怕。没有人不怕一个掌握国家机器的强势总统。但是,我们更要看清现实。罗斯福不是神,他是一个病人,一个工作强度极大、身体背负着沉重负担的人。”
他压低声音,仿佛在陈述一个冰冷的事实:“他的高血压,他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些都在不断消耗他的生命力。你以为他那种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能撑多久?五年?十年?医生私下里的判断可能更悲观。我们不需要战胜他,我们只需要…等待。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等待?等他死?!”修斯几乎要叫出来,他看了一眼周围,压低声音,“上帝啊,特纳!这太被动了!万一…我是说万一,这家伙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能熬,再活个二三十年呢?难道我们这二三十年就在他的阴影下,眼睁睁看着他把税率维持在94%这种抢劫的水平?那我们还不如现在就把公司搬到瑞士,去非洲看狮子算了!”
特纳拍了拍修斯的肩膀,语气恢复了平静和自信:“霍华德,冷静点。你不会真以为94%的税率能成为美国的永久性政策吧?这不可能。这绝对是战时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措施。罗斯福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么高的税率是杀鸡取卵,会把资本吓跑,会导致人才和财富外流,最终损害的是美国的长期竞争力。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包括他罗斯福自己的执政业绩。一旦战争结束,或者哪怕只是战局稳定下来,社会压力缓和,税率必然会下调。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正面推翻它,而是尽可能拖延它全面实施的时间,减少它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为战后的税率回调做好准备。”
修斯苦笑一声,摇了摇头:“下调?从94%下调到70%?或者60%?特纳,这有本质区别吗?对我们来说,70%和94%都是难以接受的抢劫!只不过一个是抢走你七成的财产,另一个是几乎全部抢走再给你留口饭吃而已!”
特纳沉默了片刻,望着远处沉入地平线的太阳,缓缓说道:“有区别,霍华德。70%的税率,意味着还有30%的利润,企业还能勉强维持扩张和创新,资本家还有继续玩下去的动力。而94%…意味着游戏结束。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就是让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而不是掀桌子。我们要相信资本主义的韧性,也要相信美国政治钟摆回调的规律。罗斯福的时代终将过去,而资本的力量,永不消失。”
他最后对赫斯特说:“所以,威廉,按照我说的去做。用你的笔,为我们争取时间。我们要像最耐心的猎人一样,等待时机。”
露台上陷入沉默。三人各怀心事,望着洛杉矶华灯初上的夜景。他们深知,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博弈,赌的是罗斯福的健康,赌的是战争的进程,赌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修复能力。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保守、实则极其冷酷和现实的斗争之路——避免与巅峰期的罗斯福正面对决,而是潜伏下来,等待他力量衰退的那一刻。资本与权力的漫长拉锯战,进入了又一个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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