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美国各大城市街头及学术期刊界
一场由东西部财阀资助、在学术高地展开的、关于罗斯福新税收法案的“神仙打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支持新政的进步主义学者们，引经据典（主要是凯恩斯的理论），阐述政府通过累进税进行财富再分配、扩大有效需求、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们聚焦于“公平”与“长远稳定”，论证高税率是针对极少数顶层富豪的，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自身。
然而，这场精心设计的、旨在影响精英和国会议员的学术辩论，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并迅速失控。最直接受到冲击和感到恐慌的，并非那些真正的超级富豪（他们有各种手段避税），而是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医生、律师、工程师、中层经理、成功的农场主、小企业主。他们的年收入可能达到数千甚至上万美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富裕的水平。
当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反对派教授那些危言耸听的模型推演——“94%的最高边际税率将扼杀投资”、“高税收会导致经济萎缩”时，他们自动将“高税率”的潜在目标映射到了自己身上。一种强烈的、基于自身利益的恐惧迅速蔓延开来：
“94%的税率？！今天是对年收入百万的富豪征税，明天会不会就对年收入一万的我们开刀？”
“我们辛辛苦苦读书、工作，好不容易攒下点家业，难道就是为了将来被政府拿走一大半？”
“如果企业主因为高税收而不再投资，我们这些靠薪水吃饭的人，工作还保得住吗？”
“留下几百美元？我们的房贷、车贷、孩子的大学学费怎么办？”
这种“滑坡谬误”的恐惧感，远比抽象的经济学模型更具煽动力。很快，在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大城市，出现了由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自发组织的、规模不小的街头请愿活动。他们举着的标语不再是反对富豪，而是充满了自身焦虑：
“保护中产阶级的美国梦！”
“反对扼杀奋斗者的高税收！”
“勤奋工作不应受到惩罚！”
“总统先生，我们不是您要打击的富豪！”
这些请愿活动让论战的双方学者都大跌眼镜，措手不及。
反对派学者阵营（财阀支持方）内部：
“见鬼！这群中产阶层跑来凑什么热闹？”一位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深受财团资助的经济学家在私下抱怨，“我们论证的是超高税率对资本形成和风险投资的毁灭性打击，针对的是洛克菲勒、摩根那个级别的人！他们的收入离94%的税率门槛差得远呢！他们这是在对号入座，自己吓自己！”
“不过…”另一位来自哈佛的政治学者眼中闪过一丝精光，“这未必是坏事。中产阶级的恐慌是强大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最引以为傲的‘新政联盟’里，中产阶级是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群人开始怀疑罗斯福的税收政策最终会损害到自身利益，那对罗斯福的政治基础将是沉重打击。我们可以…顺势引导一下这种情绪。”
于是，一些反对派学者的文章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在继续抨击最高税率的同时，会“不经意地”提到“税基的扩大化风险”和“税收政策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挤压”。
支持新政的学者阵营（罗斯福方）内部：
支持罗斯福的学者们更是焦头烂额。一位威斯康星大学的进步经济学家对他的同事苦笑道：“我们的模型和论述，完全集中在如何让顶层财富向下滴漏，以及如何防止社会撕裂。我们所有的假设和辩论对象，都是那百分之一的顶层富豪。我们根本没想过要去动中产阶级的奶酪！事实上，新政的所有社会计划，如社会保障、公共工程，受益最大的恰恰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现在可好，他们被反对派的恐怖宣传吓坏了，反而上街反对我们了！”
他们急于澄清，在报纸和广播中大声疾呼：
“请中产阶级的朋友们保持清醒！新政的累进税制有明确的起征点，针对的是金字塔最顶端的超额利润和巨额遗产！你们的收入远远达不到那个级别！你们的税负不会增加，反而会因政府提供的更多公共服务和更稳定的经济环境而间接减轻！”
“高税率是针对富豪的，中产阶级是新政要保护的对象！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团散布的恐慌情绪所利用！”
然而，这种澄清在弥漫的焦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恐惧，一旦被点燃，就很难用理性的说教来扑灭。
这场意外的“中产阶级恐慌”，彻底打乱了双方原本的辩论节奏。罗斯福阵营被迫将大量精力用于安抚中产阶级，解释政策的细节和真实影响范围，攻势受挫。而财阀支持的反对派则意外地获得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虽然这支力量并非完全受其控制，甚至其诉求与财阀的根本利益（维护顶层财富）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对高税收”这一点上形成了短期合力，给罗斯福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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