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在谷正文精准而致命的心理攻坚下，精神彻底崩溃。那一声“我说……我全都说……”的嚎哭，标志着他从一个曾经的地下党负责人，彻底沦为了为求活命而摇尾乞怜的叛徒。他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忠诚、羞耻感和对组织的畏惧，在极度的求生欲和对死亡的恐惧面前，如同阳光下的薄冰，瞬间消融殆尽。
谷正文没有给他任何喘息或反悔的机会。他立刻安排最可靠的记录人员，对蔡孝乾的供述进行全程、详细的记录。审讯室变成了叛徒的忏悔台，也是刽子手的丰收场。
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蔡孝乾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开始系统性地、近乎癫狂地交代他所知道的一切。为了博取谷正文的“宽大处理”，他变得异常“合作”甚至“积极”。
组织架构的彻底暴露：他详细供述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工委）的组织系统、各部门职能、主要领导人（除他之外）的化名、分工及部分体貌特征。他绘制了清晰的领导层级图和各部门关系图，将整个工委的领导核心和运作模式赤裸裸地呈现在敌人面前。
重要人员的指认：他不仅供出了已被捕的“老刀”、“陈太太”、“老李”的具体职务和活动，还交代了大量尚未暴露的工委中层干部、基层骨干、重要交通员、掩护据点负责人，甚至包括一些同情或秘密支持我党的党外进步人士的名单和联络方式。
秘密联络点与交通线的摧毁：他交代了遍布台北乃至台湾其他主要城市的秘密联络站、死信箱位置、密写药水配制点、电台隐藏处以及主要的交通线路和联络暗号。这些情报使得保密局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台湾工委苦心经营多年的地下交通网络。
与上级联络方式的泄露：他交代了与华东局、乃至中共中央社会部进行联络的多种渠道、密码更换规律、以及部分香港中转站的信息。这严重威胁到党中央对台工作的安全。
经费来源与使用情况：他详细说明了党的经费如何通过香港、澳门等渠道汇入台湾，如何洗钱，如何分发，并指认了多名负责经费管理的下线。
蔡孝乾的交代，事无巨细，如同一幅详尽的地图，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网络几乎完全展现在谷正文面前。其破坏性是毁灭性的，足以导致整个在台地下党组织被连根拔起。
然而，就在这看似“全面”的叛变中，经验老辣、洞察力惊人的谷正文，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细节——在整个交代过程中，蔡孝乾始终有意无意地在回避两个关键点，或者说，在涉及到某些最高级别的机密情报来源时，他的言辞会变得模糊、闪烁，甚至试图绕开。
第一，是关于“吴石”的名字。当谷正文追问到那些涉及国防部核心机密的、关于东南防务部署、兵力调配、后勤补给等绝密情报的具体来源时，蔡孝乾的供述变得支支吾吾。他会将功劳推给一个模糊的“内线”或“在国军内部发展的关系”，但当被要求具体到人时，他总是以“单线联系”、“对方身份极高、极为隐秘”、“由更高层级直接掌握”等借口搪塞，始终不肯吐出“吴石”这个名字。
第二，是关于“朱谌之（朱枫）”的信息。当问及近期重要情报（尤其是那些直接导致此次大搜捕的情报）的传递过程和关键交通员时，蔡孝乾会强调情报是通过“密使”或“特派员”传递，但对“朱谌之”的身份、相貌、在台活动轨迹以及离台方式，却讳莫如深，甚至表现出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提及这个名字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种刻意的回避，在蔡孝乾其他方面“竹筒倒豆子”般的供述对比下，显得格外刺眼。谷正文立刻意识到，这绝非偶然！蔡孝乾的“顾忌”，恰恰说明了这两个名字所关联的秘密，其重要性、敏感性和危险性，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已交代的信息！这背后隐藏的，才是真正足以震动朝野的“大鱼”！
谷正文心中狂喜，但脸上不动声色。他判断，蔡孝乾之所以死守这最后防线，可能出于几种心理：一是对吴石地位和能量的恐惧，深知出卖这种级别的人物会遭到最残酷的报复；二是可能对朱谌之抱有某种私人情感或愧疚；三是这可能是他为自己预留的、最后保命或讨价还价的终极筹码。
“是时候，彻底敲碎他这最后一点可怜的幻想了。”谷正文心中冷笑。他决定，集中全部火力，对蔡孝乾进行最后的、也是最残酷的心理攻坚，目标直指其死守的核心——吴石和朱谌之！
谷正文挥手暂停了常规的讯问。他让记录员出去，审讯室里只剩下他和精神萎靡、眼神涣散的蔡孝乾。谷正文走到蔡孝乾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目光如同两把冰冷的刺刀。
“蔡孝乾，”谷正文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压迫感，仿佛来自地狱的宣判，“你以为，你交代这些，就够了吗？”
蔡孝乾茫然地抬起头，嘴唇哆嗦着：“我……我知道的……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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