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一九三三年深秋。
天还没亮，街灯还亮着，百货商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队。不是长队，是那种稀稀拉拉的、每隔几步一个人的队——排得太长会被警察驱散，说是“制造恐慌”。但恐慌已经不需要制造了。每一个排队的人心里都清楚，队会越来越长，货会越来越少，日子会越来越难。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把围巾往上拽了拽，遮住冻红的鼻尖。她已经排了四十分钟，前面还有七八个人。肉铺的卷帘门还没拉开，但铁皮门缝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腥气，混着陈年木屑的味道，那是肉铺特有的气味。在过去，这气味意味着“快有肉了”。现在，它只让人想起那些越来越遥远的、能买到肉的日子。
她身后的老太太在跟旁边的人低声说着什么，声音被风吹散了，只飘过来几个词——“工厂”“停工”“配给”。安娜没有回头。她不需要听，她自己就住在工厂家属区。丈夫的工厂已经停了快两个月了，说是“缺零件”“缺原料”“缺技师”，什么缺，就是不缺停工令。技术人员早就撤了，外籍专家一个不剩，车间主任说他也没办法。丈夫每天还是准时出门，准时回家，皮包里没有文件，口袋里没有工资。他不说，她也不问。
卷帘门哗啦一声响，人群骚动起来。
安娜踮起脚尖，透过攒动的人头往前看。肉铺的橱窗已经用木板钉死了大半，只剩最边上那一小条，钉得匆忙，露出里面的空架子。她看见伙计搬出半扇猪肉，肉色发暗，边缘有些泛黄。那不是新鲜肉，是冷库里不知道存了多久的老肉。但没有人挑。没有人有资格挑。
轮到安娜的时候，伙计看了她一眼，问她要多少。“两斤，”她说，“不，三斤。”伙计切了一块，往秤上一搁，秤杆翘了一下。安娜数出钱，比上个月贵了将近一倍。她把肉用旧报纸包好，塞进布包里，转身往回走。身后传来一阵争吵声——有人排到了队尾，发现肉已经卖完了。那人的声音很高，高到尖锐，但很快被旁边的人压了下去。没有用的。喊破嗓子也没有用的。
她不知道的是，这座城市里，像她这样排队、付钱、沉默地转身离开的人，还有千千万万。而她买到的那些肉，那些越来越贵、越来越少、越来越差的肉，本该从外蒙来。从那些她从来没去过、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遥远草原来。
草原上的风比莫斯科更冷，也更野。
纳楚克·布仁巴雅尔把皮袍子往身上裹了裹，从怀里掏出那块银元。银元在他掌心里躺了一小会儿，已经被体温捂热了。他用拇指蹭了一下银元边缘，确认不是铅的，然后把它递给了面前的老牧人。
老牧人接过银元，在嘴里咬了一下，点了点头。他没有数，一把一把地往毡毯上码。毡毯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羊毛毡，银元落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不像钱，倒像是什么更重的东西。
“后天，还有一批。”老牧人的声音不大，像是在说一件不太要紧的事，“四十头牛，一百二十只羊。”
纳楚克点点头，把奶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奶皮子凝在碗面上，喝起来有点腻。但他不介意。在草原上，有茶喝就是好日子。
“路还是老路？”他问。
“老路。”老牧人把烟锅在靴底磕了磕，“月亮上了中天，他们动身。天亮之前到你的圈。”
纳楚克没有再问。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蹲麻了的腿。毡帐外面，星星像一把撒出去的白豆子，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风吹过来，带着冻土和枯草的气息，是雪要来的味道。
他翻身上马，把银元袋子在马鞍旁挂好。银元在帆布包里碰撞，发出细碎而沉闷的声响。那不是钱的声音，是铁的声音——是子弹、炮弹、坦克履带碾过冻土的声音。只是现在，它还藏在银元里，还没变成它们。
老牧人最后的声音从身后追上来：“回去跟你们的人说——老人们的骨头，到底是向着南边的。”
纳楚克没有回头。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把这句话和着冷风一起咽了下去。马跑起来的时候，风把他的皮袍吹得猎猎作响。身后的毡帐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像草原上那些被风吹散的狼眼，一明一灭，一明一灭，最后彻底沉入黑暗。
码头。
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但码头上灯火通明，像一匹黑布上被烫出了几个窟窿。
三艘万吨货轮并排靠在码头上，船身上的吃水线压得极低。甲板上堆满了木箱，木箱上印着“苏美洋食品”的戳，戳是新的，墨还没干透。工人正在往第三艘船上吊装最后一批货箱，吊臂的钢缆绷得笔直，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
巴图尔蹲在码头边上的木栈道上，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热茶，茶叶是砖茶掰下来的，煮的时候还加了一小块酥油。他喝了一口，又把缸子捧在手心里取暖。他是从呼伦贝尔那边来的牧人，去年冬天还蹲在雪窝子里翻羊粪。现在他是苏美洋食品厂的正式工，每月领工资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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