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暮春总是裹挟着几分缠绵的湿意，垂拱元年（685年）的掖庭宫，却连这春日的暖意都透不进厚重的宫墙。十二岁的上官婉儿捧着一卷《汉书》，坐在廊下的青石板上，指尖轻轻拂过书页上“上官仪”三个字——那是她素未谋面的祖父，十年前因替高宗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则天以“谋逆”罪名处死，父亲上官庭芝一同伏诛，尚在襁褓中的她与母亲郑氏被没入掖庭，沦为宫婢。
廊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郑氏端着一碗粗米羹走来，见女儿盯着书页出神，忍不住红了眼眶：“婉儿，莫要再看这些了，咱们如今……”话未说完，却被女儿抬起的眼睛打断。那双眼睛里没有寻常宫婢的怯懦，反倒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像藏着星辰的深潭：“母亲，祖父的字里藏着道理，就算身在掖庭，也要懂是非、辨曲直。”
郑氏知道，这孩子自小就异于常人。三岁时便能跟着自己念诵《诗经》，五岁时提笔写字，笔画间已有几分风骨。掖庭的宫娥们常说，这上官家的女儿，骨子里流着读书人的血，就算穿着粗布衣裳，也难掩那份书卷气。只是这份“不同”，在暗潮汹涌的宫廷里，究竟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
婉儿的转机，出现在垂拱二年（686年）的夏天。当时武则天已临朝称制，为选拔可用之才，下令让掖庭中识字的宫婢入宫参与文墨工作。郑氏得知消息后，一夜未眠，她既希望女儿能借此摆脱宫婢身份，又怕婉儿的才名引来杀身之祸——毕竟，武则天正是覆灭上官家族的元凶。
“母亲，若一味避着，咱们永远只能困在掖庭。”婉儿将磨好的墨汁倒入砚台，眼神坚定，“祖父的冤屈，或许不能靠我洗刷，但我要让世人知道，上官家的人，不是只会谋逆的罪人。”
入宫当日，婉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裙，站在一众花枝招展的宫婢中，显得格格不入。负责选拔的内侍省少监起初并未留意她，直到轮到婉儿试写文书时，她提笔蘸墨，略一沉吟，便在纸上写下一篇《为武则天谢赦表》。笔锋时而刚劲如松，时而婉转如流，字句间既表达了对“赦令”的感激，又暗含对朝政的独到见解，没有丝毫谄媚之态。
少监捧着文书，惊得连连点头，当即决定将她举荐给武则天。当婉儿跪在武则天面前时，这位已经掌控朝政的女政治家正翻阅着她的文稿，目光锐利如刀：“你就是上官仪的孙女？”
婉儿伏在地上，声音不卑不亢：“罪臣之女上官婉儿，参见陛下。”她没有为祖父辩解，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怨恨，只是平静地接受了家族的过往。
武则天盯着她看了许久，忽然笑了：“上官仪有你这样的孙女，也算不冤。你且留在我身边，负责起草诏敕吧。”
这一年，婉儿十三岁，正式脱离宫婢身份，成为武则天身边的“内舍人”。只是没人知道，每当深夜独自在偏殿整理文书时，她总会对着祖父的旧字帖发呆。那张字帖是母亲偷偷从家中带出的，上面的字迹遒劲有力，一如史书中记载的那位“初唐四大家”之一的祖父。她一遍遍临摹，不是为了怀念，而是为了提醒自己：权力能轻易碾碎一个家族，也能让一个人站稳脚跟，她必须学会在这权力的棋局中，成为执棋者，而非棋子。
武则天的朝堂，向来是男子的天下，一个罪臣之女要想立足，远比想象中艰难。婉儿刚入内廷时，不少大臣都暗中嘲讽：“一个戴罪之身的小丫头，也配替陛下拟诏？”就连宫中的老宦官，也时常有意无意地刁难她。
一次，负责传递奏章的宦官故意将几份紧急文书压到深夜才送到婉儿手中，还阴阳怪气地说：“上官姑娘年轻，熬夜算不得什么，可别耽误了陛下明日早朝。”婉儿没有发怒，只是平静地接过文书，点上油灯，伏案疾书。那一夜，她写了近十道诏书，从安抚边疆将士的敕令，到整顿地方吏治的规章，每一份都条理清晰、措辞精准，甚至还在其中一份关于水患治理的诏书中，补充了三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次日早朝，武则天看到诏书后，当众称赞：“此等才思，比朝中那些只会空谈的官员强多了！”随后看向那名宦官，语气冰冷：“以后文书若再敢延误，仔细你的皮！”从此，再也没人敢轻视这位年轻的女官。
婉儿深知，武则天欣赏的不仅是她的才华，更是她的“识时务”。她从不参与朝堂上的派系斗争，也从不在武则天面前议论是非，只是专注于手中的笔。有一次，宰相裴炎因反对武则天称制而被下狱，不少官员都为其求情，婉儿却在拟写处置裴炎的诏书时，既没有夸大其罪，也没有替其辩解，只是客观陈述事实，最后写道：“裴炎身为宰相，当以社稷为重，然其行事悖逆，非为忠君，故依律处置，以儆效尤。”
武则天看过诏书后，对婉儿说：“你倒是分得清轻重。”婉儿躬身回道：“陛下执掌天下，臣下只需尽忠职守，是非功过，自有陛下裁决。”这番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抬高了武则天的权威，正是她在宫廷中摸索出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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