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建康城（今南京）的琅琊徐府内，红绸如霞，彩仗连绵。十六岁的徐昭佩身着绣着“鸳鸯戏莲”的婚服，头戴金步摇，在侍女的搀扶下踏上迎亲的马车。车外，鼓乐喧天，围观的百姓踮足张望——这桩婚事，牵动着整个梁朝的朝堂神经。
徐昭佩出身的“琅琊徐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顶级门阀。自东晋以来，徐家世代为官，先祖徐羡之曾辅佐刘裕建立刘宋王朝，官至司徒；父亲徐绲时任梁朝侍中、信武将军，手握京畿兵权。而她的夫君，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时年十七岁的湘东王萧绎。这场婚姻，是典型的门阀与皇族的政治联姻，徐、萧两家各取所需：梁武帝需借琅琊徐氏的势力稳固江南士族的支持，徐绲则希望通过联姻，让家族在梁朝的权力格局中更进一步。
迎亲的队伍行至湘东王府时，萧绎早已等候在府门前。这位未来的梁元帝，此时虽只是藩王，却已显露出文人的清傲与敏感。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精通书法、绘画与诗文，着有《金楼子》传世；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因幼时患病，一眼失明，身形也较常人瘦弱。当徐昭佩的花轿落地，他亲自上前掀开车帘，目光落在新娘身上时，眼中却并无新婚的喜悦，只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徐昭佩低头行礼，余光瞥见萧绎那只被眼罩遮住的眼睛，心头微微一沉。她自幼在徐府长大，见惯了门阀子弟的俊朗风流，虽知萧绎才华横溢，却难掩对其外貌缺陷的介意。而萧绎对这位出身名门的王妃，也有着复杂的情绪：他依赖琅琊徐氏的势力，却又反感门阀女子自带的优越感。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疏离的种子。
新婚之夜，红烛高燃，映照着满室的喜庆，却暖不透两人间的隔阂。萧绎坐在案前，自顾自地翻阅着《左传》，对坐在床沿的徐昭佩不闻不问。徐昭佩强压下心中的委屈，主动起身为他斟酒：“殿下，今日是你我成婚之日，何不饮一杯合卺酒？”萧绎抬眼，淡淡道：“王妃出身名门，想必精通诗书，不如与本王论一论《诗经》中的‘桃夭’篇？”他刻意避开“夫妻”“情爱”等话题，只以文人的身份与她对话，仿佛眼前的女子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朝堂上的同僚。
徐昭佩虽自幼熟读诗书，却不喜这般刻意的刁难。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语气带着几分傲气：“‘桃夭’讲的是女子出嫁，宜其室家。但臣妾以为，夫妻之道，贵在相知，而非仅论诗文。殿下若只愿与臣妾谈书论画，何不召王府的文人清客来？”萧绎闻言，脸色微沉，将书卷重重合上：“王妃倒是直率。只是本王素来不喜矫揉造作，但愿王妃日后能谨守妇道，莫要丢了琅琊徐氏的脸面。”说罢，他便起身离开了新房，留下徐昭佩独对摇曳的红烛，泪水无声地浸湿了锦被。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压抑。湘东王府规制宏大，却冷清得像座牢笼。萧绎常年在外游历或处理藩地事务，即便在府中，也多是与幕僚们谈诗论文，极少踏入徐昭佩的寝殿。徐昭佩出身将门，性格本就刚烈爽朗，受不了这般冷遇。她曾试图主动示好，为萧绎整理书房，为他缝制冬衣，却都被他冷淡回绝。一次，萧绎生病，徐昭佩亲自熬了汤药送去，他却当着众人的面说：“王妃贵为门阀之女，何须做此粗活？让下人来便是。”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扎进徐昭佩的心里——他并非不懂她的心意，只是不愿接受罢了。
彼时的梁朝，正值鼎盛时期。梁武帝萧衍沉迷佛教，在建康修建了大量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正是此时的写照。但表面的繁华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皇族与门阀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地方藩王拥兵自重，北方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对梁朝虎视眈眈。徐昭佩身处王府，虽不直接参与朝政，却也能从府中幕僚的议论、父亲徐绲的书信中，感受到朝堂的暗流涌动。她知道，自己的婚姻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关乎家族的荣辱，因此即便心中不满，也只能暂时隐忍。
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萧绎被梁武帝任命为荆州刺史，镇守江陵（今湖北荆州）。江陵是梁朝的西部重镇，扼守长江中游，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徐昭佩随萧绎前往江陵，离开了繁华的建康，也离开了熟悉的家族势力范围。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与萧绎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发紧张。
此时的萧绎，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藩王。他在荆州广纳贤才，整顿吏治，势力日渐壮大，同时也变得更加自负与多疑。他因独眼而自卑，却又极度渴望他人的认可，尤其忌讳别人提及他的外貌缺陷。而徐昭佩，在常年的冷遇中，那份隐忍已久的怨气，终于开始爆发。
一日，萧绎处理完政务，心血来潮，想去徐昭佩的寝殿坐坐。侍女提前通报，徐昭佩却并未像往常一样整理妆容、盛装迎接，反而只在脸上化了半面妆——左脸敷粉描眉，右脸则素面朝天，甚至故意露出几分憔悴。萧绎踏入殿中，见她这般模样，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她的用意，脸色瞬间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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