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第一次被清晰地“看见”，是在阈值被确认之后。
在那之前，它只是数据、曲线、模型里的抽象变量。
而现在，它开始拥有形状——
以人作为轮廓。
E-17退出关键决策序列后的第二天，团队并没有立刻出现混乱。
恰恰相反。
运转变得更加顺畅。
审批更快。
判断更果断。
争议更少。
系统给出的评估极其漂亮：
整体路径稳定性：上升。
平均决策延迟：下降。
这些数字，本该令人安心。
却让沈砚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他调出了那名成员退出前后的对比图。
那条代表“效率”的曲线，几乎是立刻抬升的。
而代表“多样性”的指标，却在同一时间开始下滑。
幅度不大。
却很明确。
代价，开始呈现出方向性。
第三天，一次关键的路线讨论中，这种变化被所有人感知到了。
探索组提出了两个方案。
方案A：沿用已验证路径，小幅推进，成本可控。
方案B：偏移主路径，触及一处尚未建模的结构节点。
过去，这样的讨论一定会拉扯很久。
而这一次，几乎没有争论。
方案A被迅速通过。
不是因为它更好。
而是因为——
它更“干净”。
干净，意味着低成本。
意味着不需要牵扯更多判断者。
意味着不会再把任何人推向阈值。
会议结束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
“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没有人反驳。
这句话，却让沈砚感到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
当天夜里，他独自调阅了一份被系统自动压低优先级的文件。
那是一项尚未展开的偏移探索设想。
原本由 E-17 负责。
在最新模型中，它被标注为：
高不确定性。
高伦理成本。
不建议执行。
沈砚看着那行字，忽然意识到：
代价，并不是在阻止他们做事。
它是在重塑“值得去做的事”的定义。
第四天，一次看似普通的人事调整，彻底暴露了问题的形状。
一名年轻成员，被调离了探索组。
理由不是能力。
不是失误。
而是——
“长期承载预测偏低。”
换句话说：
还没走到阈值，
就已经被提前避开。
这个决定，在程序上完全合理。
甚至显得负责任。
可当沈砚看到那份通知时，心中第一次生出明确的抵触。
“我们是不是……开始预防性牺牲人了？”
他在私下问一名老成员。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不这么做，代价会更大。”他说。
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
却也意味着——
代价，已经开始主导价值判断。
沈砚开始重新审视整个路径模型。
他发现，所有被系统“优化”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更少的人。
更稳定的决策。
更低的波动。
这在工程学上，是完美解。
但在人类层面，却意味着一件事：
探索正在被压缩成少数人的特权。
第五天清晨，沈砚召集了一次非正式讨论。
没有议题。
没有记录。
只是让所有核心成员坐在一起。
“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开口，“如果这条路最终只能容纳三五个人继续前进，我们还会不会走？”
没有人立刻回答。
有人皱眉。
有人低头。
有人露出迟疑。
“如果不走，那前面的一切，可能永远不会被理解。”
有人终于说道。
“如果走，”另一人接话，“那后面的人怎么办？”
这不是哲学问题。
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讨论没有结论。
但那种隐约的不安，被所有人共享了。
沈砚知道，这很重要。
因为只要还有人感到不安，就说明他们还没有被完全“优化”。
当天晚上，系统再次更新了路径评估。
新增了一条描述性指标。
路径收敛趋势：增强。
沈砚看着这条提示，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代价的“形状”。
它不是爆炸。
不是毁灭。
而是一种缓慢、理性的——
收缩。
收缩到只剩下最稳定的线条。
最少的变量。
最容易被管理的人。
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末法时代不需要惩罚。
当所有选择都被赋予价格，
当所有价格都可以被比较——
人类会亲手，选择那条
最不伤害系统、
却最容易失去自己的路。
深夜，沈砚站在遗址边缘。
远处的结构沉默如常。
可他却第一次感到，那些古老的存在并不冷漠。
它们只是——
在等待。
等待人类自己，把探索削减到足够小。
小到不会再触碰任何真正的边界。
沈砚低声说道：
“原来这就是你的代价。”
“不是让我们付不起。”
“而是让我们，
舍不得再付。”
风掠过遗址，没有回应。
但那一刻，他比任何时候都确定——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最优解”走下去，
第九卷的终点，
将不再是发现。
而是——
自我驯化完成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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