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初定，百废待兴。
洛阳朝会定下的方略，如同精密的齿轮，开始高效运转。
诸葛亮以尚书令兼领扬州牧的身份，虽仍需坐镇中枢统筹全局，但对江东事务给予了最高优先。
一道道盖着尚书台大印的政令从中书省发出，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由快马日夜兼程传向江东。
与此同时，蒋琬作为扬州别驾，持节而行，他并未摆出胜利者的浩荡仪仗，而是轻车简从，但随行的除了精干的行政属员外，还有一支由北军精锐和熟悉吴地情况的原荆州吏员混编的队伍，以及数辆装载着账簿、律令文书和首批赈济钱粮的马车。
他的使命明确而艰巨：
“安民”为先，稳中求进。
建业城内，昔日的吴侯宫阙被暂时封存，象征着旧时代的终结。
蒋琬选择了原丹阳郡守府作为临时治所，此举既显尊重，也避免了刺激当地民众的观感。
他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并非召集官员训话，而是命人连夜撰写并张贴安民告示。
告示以朝廷名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布了三项紧要措施：
其一，减免江东各郡当年赋税三成，以纾民困；
其二，大赦令，除谋逆、杀人等十恶重罪外，既往不咎，允许流亡者返乡；
其三，即日起于建业及周边受灾较重郡县开设粥棚，开仓放粮，赈济因战乱影响而衣食无着的百姓。
告示一出，原本惶惶的人心，如同久旱逢甘霖，顿时安定了大半。
紧接着，蒋琬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他并未急于撤换所有原江东官吏，而是首先以礼召见、亲自宴请了以张昭族侄、顾雍胞弟、陆逊堂兄等为代表的江东本土士绅头面人物。
席间，他言辞恳切，充分肯定了江东士族在维护地方稳定中的作用，承诺朝廷将依法保护其合法田产、商铺，绝不肆意侵夺。
更令人心动的是，他明确表示，州郡各级佐吏职位，将优先向通晓律令、熟悉民情的江东才俊开放，欢迎他们踊跃举荐或自荐，共同参与家乡的重建与新朝的治理。
这番“低姿态”的安抚与拉拢，如同温润的春雨，极大地消解了江东士绅阶层的疑虑和潜在的抵触情绪，许多人开始转变态度，从观望变为试探性的合作。
然而，真正的硬骨头在于军队的整编和地方盘根错节的豪强势力。
黄忠奉命留下的两万北廷水陆精锐，与枢密院、兵部联合派出的整编使团密切配合，在建业、京口、柴桑等主要军营设立了甄别点，开始对原江东近十几万军队进行大规模、细致的筛查整编。
这一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充满了明争暗斗。
尤其是一些原属淮泗集团的骄兵悍将，特别是程普、韩当等老将军的旧部，对打散编制、由北人统带极为抵触。
在丹阳郡的一处营地，甚至爆发了数百人的武装哗变，乱兵鼓噪，声称不受北人管辖。
面对挑衅，整编使团与北廷驻军反应迅速而果断。
在反复劝降无效后，领军校尉依据“战时条令”，调集优势兵力，以弓弩和小型“震天雷”强行镇压，当场格杀负隅顽抗的为首军官十余人，其余参与者皆被缴械囚禁。
事后，蒋琬与整编使联合发布公告，详细列明哗变首恶之罪状，重申“顺者厚赏，逆者严惩”的原则。
同时，对大部分安静接受整编的江东士卒，则立即兑现承诺：
愿归农者，发放足额铜钱、布帛作为资遣费，并提供路引；
愿留军者，则按北军标准重新核定军饷，并允许部分低级军官在考核后留任。
恩威并施之下，抵抗的浪潮被迅速遏制，庞大的江东军团如同被精心梳理的乱麻，逐渐被分解、消化，其武装威胁被有条不紊地解除。
对于地方上那些树大根深、甚至拥有私人武装的豪强大族，蒋琬与随后到任的各郡太守们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拉打结合、分化瓦解”策略。
对于像吴郡朱氏、会稽虞氏这样较早表现出合作态度、主动配合清查田亩户口、约束宗族子弟的家族，州郡官府不吝褒奖，赐予“义门”匾额，并授予其族中长者乡老、三老等荣誉职位，允许其参与地方教化。
然而，对于那些自恃势力、企图隐匿大量佃户人口、抗拒朝廷政令，甚至暗中与山越势力或传闻中的曹操残部眉来眼去的豪强，如豫章郡的彭氏、庐陵郡的李氏，蒋琬则毫不手软。
他授权新任太守，在获得确凿证据后，会同驻军，以“抗命谋乱”为由，进行突然打击，抄没其大部分非法积累的田产、粮储，将其核心家族成员强制迁往荆州或中原异地安置。
几起雷霆般的处置案例，极大地震慑了江东各地的地头蛇，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任何试图挑战新朝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惨重代价。
与此同时，对江东顶层人才的“软性”迁移也在周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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