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四年的春夏之交，彭城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如同投入池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远超青徐兖豫，向着大汉十三州的每一个角落扩散而去。
各方势力，无论远近亲疏，都不得不对这日趋成型、意图重建秩序的中心力量，做出自己的回应。
近处，直面压力的各方反应愈发清晰。
河北袁绍： 对朝廷在幽州南部扎根的愤怒并未平息，反而随着朝廷政令的推行而加剧。
他采纳谋士沮授之策，在邺城也搞起了一套类似的“封赏”体系，大肆任命麾下文武，刻意与彭城诏令中的官职名称有所区别，摆出分庭抗礼的姿态。
同时，他加大了对乌桓首领蹋顿的笼络，赠以财帛女子，约定共击公孙瓒残部，并隐隐威胁朝廷控制的幽南区域。
袁绍的使者更是频繁出入荆州、甚至远赴江东，试图构建一个针对彭城朝廷的潜在包围网。
兖豫曹操： 继续其隐忍而危险的蛰伏。
他部分“遵从”了朝廷要求报备官员的诏令，将一些边缘郡守、杂号将军的名单送往彭城，但对核心的谋臣武将如荀彧、程昱、夏侯惇、曹仁等，则只字不提。
他加紧学习推行“屯田令”，任用任峻等人，大力恢复生产，积蓄军粮。
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加强了与南阳张绣方向的秘密接触，其意图不言而喻。
郭嘉在彭城接到这些零碎且经过筛选的报备名单时，只是淡淡一笑：“曹孟德，仍在磨牙。”
荆州刘表： 陷入了更深的纠结。
朝廷的政令让他麾下许多自行任命的官员人心浮动，尤其是那些本就心向汉室的士人。
刘备的存在，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他统治合法性的不足。
在蔡瑁、蒯越的极力主张下，刘表最终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策略：
对朝廷的诏令，恭敬接收，但执行起来能拖则拖，或者阳奉阴违。
他将刘备更加严密地“保护”在襄阳城内，给予优渥待遇，却绝口不提让其前往荆南之事，同时加紧对江夏前线的增援，希望孙策知难而退，以缓解外部压力。
江东孙策： 在周瑜的辅佐下，展现了年轻霸主的灵活与强势。
他恭敬地回书朝廷，表示拥护新政，并“主动”请求朝廷对其麾下部分将领予以正式册封（皆为心腹，如周瑜、程普、黄盖等），试图将朝廷的封赏转化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另一方面，他对江夏的军事压力并未完全解除，只是转为以水军封锁、小规模袭扰为主，保存实力，同时将目光投向更南方的会稽、豫章等地，剿灭山越，巩固内部。
对于朝廷试图渗透影响力的举动，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而更远方，那些此前与彭城朝廷交集较少的州郡，也因这席卷天下的政令之风，泛起了波澜。
益州，成都。
州牧刘璋性格暗弱，接到朝廷诏令后，惶惶不可终日。
其麾下别驾张松等人，虽觉朝廷势起，或为益州出路之一，但见刘璋无主见，且东州派（随刘焉入蜀的外来士族）与本土士族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最终，益州选择了最保守的反应：
紧闭蜀道，封锁消息，对朝廷诏令不予回应，也不公然反对，试图继续偏安一隅。
然而，朝廷“兴学选士”、“唯才是举”的风声还是悄然传入，在部分不得志的年轻士子心中，埋下了种子。
凉州，武威一带。
此地军阀混战，羌汉杂处，情况复杂。
以马腾、韩遂为首的较大势力，也接到了朝廷的诏书。
马腾身为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内心仍存汉室之念，对朝廷政令颇感兴趣，但其子马超年少骁勇，更倾向于以武力称雄西凉。
韩遂则老奸巨猾，对朝廷的招揽虚与委蛇，实则首鼠两端。
凉州各方势力，大多将朝廷诏令视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外交筹码，而非必须遵守的律法，他们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土地与兵马。
交州，苍梧。
刺史士燮，统治交州多年，威望素着。
他距离中原最远，受战乱影响最小。
接到朝廷诏令后，士燮表现出惊人的恭顺。
他立刻上表，表示完全拥护朝廷新政，并主动将交州各级官员名单、户口图册整理报送彭城，请求朝廷予以正式任命。
此举看似忠贞不二，实则精明无比。
士燮深知交州僻远，朝廷鞭长莫及，主动归附既能保全家族利益，又能借朝廷名分巩固自身在交州的统治，可谓一举两得。
他的反应，成为了远方州郡应对朝廷权威的一个独特样本。
并州、汉中等地：
并州大部分地区被匈奴、乌桓等胡族占据，汉人势力衰微，朝廷政令难达。
汉中张鲁，以五斗米道割据，形同独立王国，对朝廷诏令置若罔闻。
面对这纷繁复杂的天下反应，彭城朝廷的核心层并未感到意外。
“政令初行，必有阻力，亦有顺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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