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工业技校的教室飘着煤烟混着粉笔灰的气味，托马斯·威尔逊站在黑板前，指节抵着有些摇晃的木讲台。
他能听见自己喉结滚动的声音——这具身体该是紧张的，但更深处有个模糊的声音在说：“别怕，你站过更高的梯子。”
“今天第一课。”他翻开教案，纸页边缘被手指磨出毛边，“题目是《蒸汽与手的平衡》。”
底下二十来个学生大多十六七岁，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布工装，几个染着机油的指节正叩着课桌。
最前排的红头发男孩率先嗤笑：“平衡？先生，我们毕业后要去博尔顿的纺织厂，机器转得比心跳快三倍，手慢半秒就断指。”
乔治的笔尖在黑板上顿住。
粉笔灰簌簌落在他腕间，那里有道淡白的疤痕——原主康罗伊男爵的幼子不可能有这种伤，可此刻他清晰记得，那是被旧书店的木梯刮的。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他听见自己说，声音轻得像从另一个时空飘来，“他总说，知识不该是锁住人的锁链。”
红头发男孩的嗤笑卡住了。
乔治转身时，镜片滑下鼻梁，露出眼尾一点浅淡的弧度：“所以我不教你们如何服从机器，我教你们如何不让机器控制你们。”
教室突然安静。
有人碰翻了墨水瓶，深褐的液体在课桌上蜿蜒，像条颤抖的蛇。
后排扎麻花辫的女孩举起手：“先生，机器能算清二十台织机的转速，我们怎么比？”
“用脑子。”乔治听见自己说出这句话时，太阳穴突突跳了两下——十三分钟一次的震颤又要来了？
不，这次不一样，他望着女孩发亮的眼睛，喉咙发紧，“机器算的是数字，人算的是……是可能性。比如，当蒸汽压力达到五个大气压时，你们可以调整齿轮间隙，让损耗降低三成。”
红头发男孩的椅子吱呀响了一声。
他探身抓起乔治落在讲台的粉笔，在黑板上歪歪扭扭画了个齿轮：“那这个位置该留多少空隙？”
乔治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怀表链。
黄铜表壳贴着掌心的温度，背面刻着“托马斯·威尔逊”，但他忽然想起更清晰的东西——武汉的旧书店里，父亲夹在《论机器与制造业的经济》里的便签：“小乔治，这章写得妙，机器是工具，不是主人。”
“零点三英寸。”他脱口而出，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利落的弧线，“记住，你们的手比机器更知道布料的韧性，你们的耳朵比压力表更听得出蒸汽管的异响。”
下课铃响时，红头发男孩抢着帮他收教案。
乔治接过时，瞥见少年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政治经济学原理》——书脊磨损得厉害，显然被反复翻阅过。
同一天下午，曼彻斯特的工厂区飘着酸腐的棉絮味。
简·霍桑裹着深灰斗篷站在纺纱厂外，皮靴踩着结霜的泥地。
她的笔记本扉页夹着张皱巴巴的工人工时表，墨迹被雨水晕开，像团化不开的乌云。
“霍桑小姐，要看考勤簿吗？”工头哈着白气凑过来，油腻的手指指向门房里的木柜，“我们可都是按《工厂法》来的，八岁以上才……”
“我想看看宿舍。”简打断他，目光扫过墙角缩成一团的身影——那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膝盖上放着块硬面包，脚边摆着双比她手掌大两倍的木屐。
工头的笑容僵了僵。
简转身时，瞥见巷口挂着“福兴茶馆”的布幡，檐下有个戴圆框眼镜的男人正低头看茶单。
他的围巾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颈间的黄铜怀表——和避难所档案里“托马斯·威尔逊”的描述分毫不差。
“正好口渴。”她对工头笑了笑，裙摆扫过结冰的水洼，“我去喝杯茶，半小时后回来。”
茶馆里飘着茉莉香片的热气。
乔治抬头时，镜片蒙了层白雾，只看见个穿灰斗篷的女人在对面落座：“先生，这茶单上的‘野莓果茶’，是用曼彻斯特运河的水沏的吗？”
简的手指在桌下攥紧。
这是他们约定的暗语——三年前在玫瑰厅，乔治翻着《英国水文学》说：“运河水含硫量太高，泡果茶会苦。”此刻她望着他微翘的“t”字横杠在茶单背面若隐若现，喉咙发哽：“我是慈善署的简·霍桑，在调查童工住宿问题。”
“霍桑小姐。”乔治替她倒了杯茶，水蒸气模糊了他的眉眼，“您知道吗？差分机可以精确计算每个工人的工时，但算不出他们站十二个小时后，手指会抖成什么样。”
简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两秒。
她望着他用拇指关节抵着太阳穴——这是乔治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原主康罗伊男爵的儿子绝不会有。
“如果用差分机记录每个工人的效率峰值时段，”他继续说，声音像浸在温水里的细弦，“比如有人早晨更灵活，有人傍晚手更稳，按这个分配班次……”
“分红制。”简听见自己说出这个词时，钢笔尖在纸上戳出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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