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巴塞洛缪教堂的铜钟在五点零三分发出第一声嗡鸣时，老科尔顿牧师正蜷缩在圣器室的橡木椅上打盹。
他的右手还攥着半块冷硬的燕麦面包——这是他连续第三夜守在教堂，以防那些穿黑斗篷的人再来“检查”圣歌乐谱。
钟声震得窗棂轻颤，他猛地惊醒，面包“啪”地掉在地上，沾了灰的手指下意识去摸后颈——那里有块硬币大小的旧疤，每次头痛发作前都会发烫。
可这次没有灼烧感。
他扶着讲坛站起，晨雾透过彩绘玻璃漫进来，在讲坛上镀了层淡紫色的光。
那台黄铜装置就摆在《圣经》旁边，巴掌大的外壳刻着细密的螺旋纹，顶部的小孔正飘出几缕鼠尾草香。
老科尔顿凑近时，后颈的旧疤竟开始发痒——不是痛，是被阳光晒暖的羊毛衫蹭过皮肤的痒。
他想起四十年前在德文郡当见习修士时，每到春天，教堂外的薰衣草田就会飘进这样的香气，那时他总爱把脸埋在圣餐布上，听着唱诗班的童声像溪水般淌过耳际。
“主啊……”他喉咙发紧，颤抖着翻开《圣经》，夹页里的字条被晨风吹得掀起一角。
字迹是机械印刷的，没有署名：“有人想让你听不见良知，我们替你把耳朵还回来。”老科尔顿的手指抚过“良知”两个字，突然想起上周三深夜，有个戴高礼帽的男人硬塞进他手里的信封——里面是二十英镑和一张便条，说“若再敢在布道时提‘济贫院儿童营养不良’，就把你和老寡妇科林斯的旧账抖出来”。
当时他把信封烧了，可第二天讲道时，喉咙突然像被铁钳夹住，那些本该脱口而出的话全堵在胸口，连《路加福音》里“变卖所有周济穷人”的段落都念得磕磕巴巴。
而此刻，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忽然听见了——不是钟声，是楼下贫民窟传来的咳嗽声，是送奶工的木轮车碾过石板路的吱呀声，是某个母亲哄孩子的哼唱。
这些声音像被揉皱的纸慢慢展开，清晰得让他眼眶发酸。
他抓起讲台上的铜铃，对着空荡荡的教堂用力摇响：“愿听见的人都醒来！”
与此同时，三十英里外的伦敦金融城地下控制室里，埃默里·内皮尔撞开橡木门的动静比铜铃还响。
他的鹿皮靴跟刮过青石板地面，带起一串细碎的火星，手里六份电传报纸被攥得发皱，发梢还沾着晨露——显然是从马背上直接冲过来的。
“十三个点全活了！”他把报纸拍在差分机操作台上，油墨蹭脏了亨利刚擦过的黄铜按键，“坎特伯雷主教在晨祷时公开说‘精神净化法案违背上帝赋予的聆听权’，曼彻斯特的工人礼拜堂——你猜他们怎么着？集体把唱诗班的乐谱全换成了《劳工圣歌集》！最绝的是约克大主教，派了个穿绛红法袍的随从在门口等了两小时，说‘若能得一个那会安神的小盒子，愿以圣彼得教堂的彩窗设计图交换’。”他的喉结动了动，突然压低声音，凑近康罗伊：“但劳福德疯了。昨夜苏格兰场的囚车往纽盖特监狱送了七个人，全是给静听会做‘声波净化’的老医生。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老头被拖上车时喊‘他们用鼠尾草频率破了我们的沉默咒！’——”
康罗伊的指尖停在差分机屏幕上，绿色光点组成的星图正随着电报声轻轻跳动。
他没抬头，却能想象出劳福德此刻的模样：那家伙向来把“掌控”二字刻在骨头上，当初为了让维多利亚女王“听话”，能在肯辛顿宫的墙壁里埋满隔音棉，现在突然有人在他精心编织的沉默网里戳出十三个窟窿，他的银制袖扣怕是要被捏变形。
“亨利。”他转向始终低头操作差分机的技术总监。
亨利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得像弹钢琴，每敲下一个键，屏幕上的光点就泛起一圈涟漪——那是在向各个回音站发送指令。
听见召唤，他只是简短应了声“在”，连头都没抬。
“通知所有站点，每二十四小时更换一次香料组合。”康罗伊的拇指摩挲着下巴，那里有道几乎看不见的疤，是十六岁在哈罗礼堂被锁地窖时，被生锈的铁链刮的，“月桂叶换迷迭香，鼠尾草换薰衣草，频率跟着变。他们能逆向追踪固定波长，但混合香料的振动模式每天都在变，静听会的老古董差分机追不上。”
亨利的手指顿了顿，在键盘上敲出“确认”的短音：“需要三小时调整算法。”
“另外。”康罗伊从西装内袋摸出张泛黄的乐谱，那是他在哈罗被霸凌时，偷偷记在圣经背面的圣歌旋律，“把这曲子编成摩尔斯节奏，下次广播时嵌进去。A段是‘自由’，B段是‘团结’，收尾的高音……”他的声音低了些，像在回忆某个具体的画面，“收尾的高音对应‘反击’。”
埃默里突然吹了声口哨：“你是要让每个教堂的钟声都变成密码？老科尔顿那把老骨头要是知道自己敲的钟在发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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