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坐上回瓦房店的火车。“母狗子叔叔”曾经告诉过我，这趟火车虽然不晚点，但是常年人多，靠近餐车旁边的车厢里有空座。
我身边坐着一个大胖子，始终呼呼大睡，仿佛一下生没睁开过眼睛。他硕大的秃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放了一樽大肉葫芦，顺额头不住淌汗，像油桶漏油，把我的军装油腻腻地渗透了一大片。他还流口水，把自己前胸也弄湿了一大片。他的脸胖得剧烈膨胀，皮肤被撑成半透明，毛细血管似埋设的一根根红线头。他一边睡还一边往外挤，我快被他挤到地上，只好坐到对面的空座位上。
列车快到海城站，与其说胖子终于醒过来，不如说是终于复活。
他一睁开眼睛，就滔滔不绝地演说，整个车厢里回荡着他的高亢的细门大嗓。他猛烈抨击自己肥胖的罪恶，仿佛已被人暗算。他还诅咒自己不会长寿，恨不能早死立刻去死。他努力把话说得幽默，并没引发半点儿笑声，很让他失望。
此站上来个细瘦女人，坐在胖子身边。她比胖子还好讲，仿佛情投意合的两个人事先约好，在这一站会面。细瘦女人把所有的人当成密友，大谈自己的家事、私事和秘事，只坐一站就和众人告别，匆匆下车。她也许呆闷了，坐一站车和人说说话。胖子自己嘴浅，还妄论她人：“她这种人，当不了保密员。”
下午两点钟，火车到达瓦房店。我买完汽车票，等车回家。有特殊情况的老兵，也可以自带档案提前复员。人群中，一个摘了领章帽徽的复员兵，蔫蔫的像只被拔掉牙齿的老虎。他回家之后，人们见了他也会问：“你复员了？”
从此后，他和普通人没有任何不同，曾经受到的崇拜、仰视、敬畏、尊重彻底土崩瓦解。不知什么时候，他又用大头针悄悄缀上领章，戴上帽徽。
一辆公共汽车进站，车上下来一个俊美的大姑娘，乌黑的大辫子刚要“长鞭那个一呀甩——”，见了小伙子，眼睛“刷”一下亮了，暴露未婚妻角色。
她跑过来，一把拉住复员兵的手，惊喜地问：“你留队了？”小伙子无奈地摇头。两人上了汽车，坐在我前面。姑娘对小伙子有说不完的话，半点不掩饰亲昵。她还不时回头扫我一眼，很可能做给我看，毕竟我还戴着领章帽徽。
小伙子说：“我昨晚没睡好。”姑娘说：“你现在就睡。”揽过小伙子的头，按在自己肩膀上。小伙子抬起头，恋恋不舍地说了句什么。姑娘摘下小伙子的领章帽徽，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好在捂在手里。快到家了，姑娘指点车窗外的屯落，滔滔不绝介绍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小伙子一直没抬头，仿佛做了亏心事。
半个月之后，我也将复制眼前的情境。只是没有未婚妻前来接我、安慰我。我在永宁街上下车，战友于长明和夜晚一样阴沉着脸。他的本家叔叔于殿成拉苞米，过沟时翻车，被砸在下面。等大伙儿卸了苞米捆把车正过来，人已经不行了。他等他老婆的自行车，要载我回家，等了半天老婆没来，和我一起往盐场走。
在陈屯西边子，后面响起一阵“突突”声，老叔骑了辆旧摩托车赶上来。
旧摩托车是老病包子赖上了名医，动辄犯病，老叔就得修理。
我告别于长明，坐上老叔的摩托车。摩托车声嘶力竭地爬坡，没到坡顶掉了链子断了气。老叔在路边铺了一块塑料布，“稀里哗啦”摊开一堆工具，就地修理。黄贵良老师和赵忠元老师从后面上来，下了自行车和我握手，相互问候。
我仍记得当年黄老师鼓励我的话：“你将来不知道干什么呢！”现在，我仍是个前程未卜的大头兵，面对老师深感惭愧。老叔修好摩托车，我也解脱了，和两位老师匆匆告别。破摩托车早已经病入膏肓，老叔坚信能让它起死回生。
他在院子里搭的既是修理棚也是灵棚，工作台既是手术台也是灵床。摩托车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面，时不时被老叔大卸八块。不知什么时候，棚子里突然传出“嘎嘣嘣嘣 ”一串爆响，一恍惚，我以为是黎树下操纵十四点五高射机关枪，瞄准靶机开火了呢。原来是那堆破铜烂铁诈了尸，大声咆哮着冲出灵棚。
随即，老叔骑摩托车的身影，从街门口白驹过隙般一闪而过。地东头老李大河，是老叔的时光终点，“突突”声一到这里戛然而止。不一会儿时光倒流，老叔沮丧地推着摩托车，满头大汗地回来。他如同被破摩托车“农转非”，在搞一项革命性创新，别说干活儿，家庭联产承包搞了这么长时间，他连地里都没去过。老叔确实善于突发奇想，并且手艺精湛，如果让他进行某项科学技术攻关，早已和爱迪生、比尔兄弟、茅以升、王崇伦这些大发明家们比肩齐名了。
可惜他窝在小西山，千里马深陷猪圈里无法腾跃，功不成名不就。
要是为他评职称，就是货真价实的“一级样样通样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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