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收下了一位大牛，周辰觉得这趟南京还真是来对了，国民党有多少人才未能善加利用，合该便宜了他！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坐镇南京，并未沉溺于接收工作的具体琐碎。
他将经济恢复与物资调配的大方向定下后，便交由专业团队执行，自己则着眼于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
他广泛会晤了滞留南京的学界泰斗、工商巨子、文化名流乃至部分愿意合作的原政府技术官僚。
会谈中，他并不纠缠于具体政策细节，而是以恢弘的气度与清晰的逻辑，向他们描绘一幅未来国家建设的壮阔蓝图。
着重阐述联合政府致力于发展民生、振兴实业、推动教育的坚定决心，竭力消弭因政权更迭而产生的疑虑与恐慌，凝聚共识。
同时，他也并未忽视军事与政治的巩固。
他亲自出面，稳定了南京城内及周边地区归附部队的军心，以委以重任的承诺化解潜在的抵触情绪。
对于原国民政府中那些素有清望、能力出众且无重大劣迹的官员，他更是折节下交，逐一恳谈，以民族大义与国家前途相感召，成功招揽了多位重要人才为己所用。
此外，他还迅速派遣得力人手，有选择地接收和保护重要的科研机构、历史档案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设施。
确保这座古都在政权交接的动荡中，其文明积淀与工业血脉得以完整传承，为未来的建设保存下宝贵的火种。
就在周辰于南京稳定人心、勾勒蓝图的这几日，整个南中国的政治气象已悄然剧变。
随着金陵易帜的消息如同插上翅膀般传开，一场无声的连锁反应迅速席卷长江以南。
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军政首脑与各界名流，审时度势之下，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相继向南京发来措辞恭谨、态度恳切的电文。
其核心内容惊人地一致：竭诚拥护以先锋军为主导的新中央，并“恳请”王师速速南下，进驻本省，以维持地方治安，宣示中央威德。
这些电文，有的洋溢着热烈的拥护之情，有的则透露出审慎的观望与顺势而为。
但无论其背后动机如何，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事实——国民政府在江南的统治根基已彻底崩塌，传檄而定的局面正在形成。
这些省份的主动“归附”，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损耗与动荡，更使得先锋军得以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汉地十八省的全面统一。
时代的洪流，正以超乎所有人预料的速度，汹涌向前。
在今年之前，谁都没有想到，局势会变化的如此之快。
就算是周辰本人都以为，以国民党在南方的统治根基，起码也要花费个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彻底平定。
哪曾想，在出乎预料方面，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一向是稳定发挥！
他只能说，有这么个对手，真好！
然而接下来，未来的国防大学教育长文白先生，一个问题就把他给难倒了——校址选在哪里？
对呀，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唯独没考虑到该在哪里建学校！
按道理来说，济南是他的大本营，这里当然最合适。
他把济南设为军事中心，让山东省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备战省，北京则当政治中心。
那么在选择军校校址的时候，当然要优先选择济南。
但文白先生却说，好东西都放在北方，太伤南方士人的心了！
这话也有道理，比方说南京，好不容易又当了一回首都。当地人那种天子脚下的优越感，还没有维持多久呢！
突然就被撸下来，回去当省会，这要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周辰自己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但让他把校址选在南京，那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甚至整个吴越之地都被他排除在外了。
不为别的，主要是熟读三国、尤喜那段风云历史的他，潜意识里对“江东鼠辈”这个词儿印象太深刻了。
虽说他一贯不信那些怪力乱神，但在此等关乎国运的大事上，心里总不免有些忌讳，生怕冥冥之中沾染上些许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场域气运”。
尤其是有国民党这个将首都设在南京，最终却难逃败退命运的前车之鉴，更让他对此地心生警惕，不愿再将如此重要的未来将帅摇篮置于此地。
那么，究竟该选在何处呢？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地图的中心。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案上的地图逡巡，最终停留在了那九省通衢的位置——武汉。
此处地处华夏腹心，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有近代“首义之城”的雄浑胆魄。
将军校设于此，既不至于过度刺激南方，又能依托中原之势，辐射四方，或许正是一个能够兼顾南北、平衡各方期待的绝佳选择。
到时候在汉口选一处校址，处在长江以北，要是有人在拿南北之争说事儿。
那他就让人煽风点火，说南北划界是不公平的，北方太小，南方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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