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尚未散尽，沈砚秋已带着两名贴身衙役，踏上了米脂县西乡的土路。马蹄踏过干裂的田埂，扬起细细的尘土。路旁的村落，土坯房低矮破败，偶有面黄肌瘦的农户蹲在门口，用混浊的眼睛麻木地看着这一行官服人员经过。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牲口粪便的气味，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绝望。
这是他自那日“释放家丁”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离开县衙，深入乡村。王府管家赵德福那边暂时没了动静，知府的书信威慑似乎也告一段落。但沈砚秋知道，这平静的水面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他不能坐等巡按御史，更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于王书吏那条隐秘的查粮线上。他需要更全面地了解米脂，找到更多可以撬动僵局的支点。而赋税，这个关乎县衙命脉、也直接压在农户头上的巨石，无疑是他当前最能名正言顺插手，也最能触及地方势力根本的领域。
“老丈，今年收成如何？县里的赋税，缴得可还顺利？”沈砚秋在一个名为李家坳的村子口停下，下马走向一位正在艰难地劈着柴火的老农。那老农看起来年过六旬，背脊佝偻，手上的老茧厚得惊人。
老农见到官老爷，本能地想要跪下，被沈砚秋伸手扶住。他惶恐地搓着手，嗫嚅道：“回…回青天大老爷的话，今年…今年地里的收成，还不够交粮的…”
“哦？”沈砚秋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视线与老农平齐，语气温和，“我记得朝廷正税是有定数的，即便收成不好，也不至于全缴了吧？”
旁边一个胆大些的中年农户凑过来，忍不住插嘴道：“大人您是不晓得！正税是没多少，可架不住这名目多啊！‘火耗’就要加收五成，还有什么‘脚耗’、‘鼠耗’、‘淋尖踢斛’的损耗，林林总总加起来，一石粮到了官仓，我们要缴一石五六斗！这还不算，‘鞋袜钱’、‘笔墨钱’、‘修仓钱’…这些杂七杂八的，哪一样不要钱？”
“是啊是啊，”又一个农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苦，“家里壮丁还要服徭役，不去就得交‘代役银’！地里刨食哪来那么多银钱？只能把口粮卖了，或者…或者向王老爷家借印子钱…”
“王老爷？”沈砚秋目光一凝，“哪个王老爷？”
“就是西乡的王大户，王有财老爷。”老农低声道，“他家和…和王府的赵管家走得近，家里田多，我们好多人的田，其实…其实早就典给他家了，只是还挂在我们名下种着，每年缴租子比缴税还重…”
沈砚秋心中了然。这就是“诡寄田粮”，乡绅利用权势，将农户的土地以典当、投献等形式纳入自己名下，或挂在王府这类享有赋税特权的地方，实际控制土地和收益，却逃避了大部分赋税，而沉重的税负则转嫁到那些失去土地或仅有少量薄田的农户头上。
他让衙役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仔细记录下这些农户所说的每一项苛捐杂税的名目、大致数额，以及他们提及的与王有财、赵德福相关的信息。他没有表明要立刻做什么，只是静静地听，认真地记。
随后几天，沈砚秋又走访了县内另外几个方向，情况大同小异。越是靠近水源、土地相对肥沃的地方，土地兼并和“诡寄”的现象就越严重。乡绅们通过种种手段隐匿田产，导致县衙账面上应收的田赋连年短缺，而为了完成上面的考成，官府就只能不断加重对那些还有名在册的“小户”的盘剥，形成恶性循环。
在一处破败的土地庙里，沈砚秋借着摇曳的油灯光芒，将连日来走访的记录整理汇总。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税目、数据以及关联的人名。他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记录，脑海中现代税收知识的框架与眼前明末地方税收的乱象不断碰撞、融合。
“火耗”本是弥补粮食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损耗，却被层层加码，成了官员胥吏中饱私囊的重要手段；各种“羡余”、“杂派”更是巧立名目，毫无规范可言；“诡寄田粮”则直接侵蚀了国家的税基。这不仅仅是贪腐问题，更是一套畸形的、不可持续的财政体系。
夜深人静时，沈砚秋独自在县衙书房内，铺开一张新的宣纸。他提起笔，沉吟片刻，开始落墨。
首先，是“清丈田亩，核实丁口”。这是基础，必须弄清楚米脂县到底有多少实际耕种的土地，多少需要承担赋税的人丁。这一点，可以借助王书吏之前整理的那些旧账册和农户诉状作为突破口，先从矛盾最突出、证据相对清晰的区域开始试点清丈。
其次，“定火耗，禁羡余”。他计划设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火耗”附加比例，明令公示，严禁各级胥吏擅自加征。同时，将所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苛捐杂税，如“鞋袜钱”等，一律废除。
再次，“严查诡寄，均平赋役”。这是最难，也最关键的一步。需要顶着乡绅甚至王府的压力，将那些被隐匿、被“寄挂”的土地清理出来，重新纳入征税范围。同时，改革徭役征收方式，尝试推行“一条鞭法”的简化版，将部分徭役折银征收，减少对农户的直接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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