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二年十一月初五，寅时三刻，南京，魏国公府。
徐弘基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面前摊着周明衡的那份供状。他从昨夜亥时坐到现在，整整四个时辰，没有合眼，没有进食，甚至连茶都没有喝一口。案上的蜡烛已经燃到了尽头，烛泪在铜台上堆积成一座小小的蜡山，火苗在晨风中摇曳了几下，终于熄灭了。他没有叫人换蜡烛，只是坐在黑暗中，望着那份供状，沉默了很久。
供状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读过了。不止一遍，是很多遍。他读第一遍的时候，心中涌起的是愤怒——这个监生，竟敢为伪帝张目，竟敢将北京描述成一座井然有序的繁华都市。他读第二遍的时候，愤怒变成了怀疑——这个监生，是不是被伪帝收买了？他读第三遍的时候，怀疑变成了困惑——因为那些细节太真实了。一个被收买的人，编不出那么多前后呼应、彼此印证的细节。他读第四遍的时候，困惑变成了一种他不想承认的情绪——那是一种冰冷的、令人不适的恐惧。
因为那些细节，很可能是真的。
但最刺痛他的，不是周明衡没有撒谎。而是这个年轻人，在亲眼看到了北京的真实景象之后，竟然还敢回到南京，还敢把那些真相写下来，还敢在锦衣卫的审讯室里坚持说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这不是愚蠢，这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勇气——一种徐弘基在官场上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过的东西。
他放下供状，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中，他感到腰间传来一阵酸痛——那是旧伤了。万历四十年，羽柴赖陆率军攻破南京，他奉命率部从南京撤往襄樊。那一次撤退，他带着数千残兵，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了半个月，途中遭遇暴雨、瘟疫、溃兵抢劫，到达襄樊时，三千人只剩下了不到八百。他的腰，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每逢阴雨天或劳累过度，就会隐隐作痛。他记得那年秋天，长江两岸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拖家带口，哭声震天。他骑在马上，看着那些百姓从自己身边经过，心中涌起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是魏国公，是大明勋贵的首领，可他保护不了他们。
二十三年过去了，那种无力感，又回来了。
他睁开眼睛，扶着桌沿缓缓站起身。腰间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牵扯得他直不起腰来。他咬着牙，一只手扶着桌子，另一只手撑着膝盖，慢慢直起身。他站在那里，喘了几口气，等那阵疼痛过去，才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绯色朝服，披在身上，系好腰带，戴上乌纱帽。他站在铜镜前，看着镜中那个两鬓斑白的老人——眼角下垂，法令纹深如刀刻，脖颈上的皮肤已经开始松弛。他盯着镜中的自己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推门走了出去。
国公府的大门已经打开了。门外的石阶下，刘良佐和刘泽清已经等候在那里。两人都是南京如今的核心。刘良佐是广昌伯刘文炳之后，现任南京右军都督府佥事，约莫四十出头，面容黝黑，留着短须，身形壮硕，一看就是常年带兵的人。刘泽清并不是一流勋贵，现任南京中军都督府佥事，比刘良佐年轻几岁，面皮白净，三绺长髯，看起来更像一个文官而不是武将。两人都穿着朝服，腰间系着玉带，看到徐弘基出来，齐齐拱手行礼：“公爷。”
徐弘基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径直走向拴在门外的马。他翻身上马的动作有些迟缓——腰间的旧伤让他的动作不如年轻时利索——但他还是稳稳地坐在了马背上。他拉起缰绳，回头看了一眼刘良佐和刘泽清：“走吧。”
三人策马沿着清晨空旷的街道向南行进。十一月初的南京，清晨的空气又冷又湿，带着一股长江水汽特有的腥味。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没有开门，只有几家早点铺子亮着灯，蒸汽从门缝中涌出，在晨光中袅袅飘散。徐弘基骑在马上，目光扫过那些紧闭的店门，沉默不语。他记得十年前，这条街上的店铺，天不亮就开门了。卖馄饨的、卖烧饼的、卖豆浆的，一家挨着一家，热气腾腾，吆喝声此起彼伏。现在，辰时将至，开门的还不到一半。那些关着的店铺，门板上落满了灰，有的甚至贴着封条——主人已经跑了，或者已经死了。
刘泽清策马跟在他身侧，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公爷，那个周监生……怎么处置？”
徐弘基没有回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反问了一句：“邓侯爷可曾来了？”
刘泽清连忙道：“定远侯差人禀告，已经去了诏狱。”
徐弘基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扬起马鞭，轻轻抽了一下马臀，加快了速度。
南京锦衣卫镇抚司衙门，位于城南的一条小巷内。外表与普通衙门相似——黑漆大门，石狮子，门楣上挂着一块旧匾，写着“锦衣卫镇抚司”六个字，字迹斑驳，油漆剥落，看得出有些年头没有修缮了。但走进大门，穿过两道院落，第三进院子就显得有些不同了——院墙比前两进高出许多，足有两丈有余，窗户开得很小，像是一只只半闭的眼睛，铁门紧锁，门口站着两名腰悬绣春刀的校尉，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每一个走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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