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的深秋，残阳如血，染红了祁连山皑皑的雪顶，也染红了河西走廊苍茫的戈壁。姑臧城头的烽燧静静矗立，不再有连天烽火的急迫，但戍卒的目光依旧警惕地扫视着北方辽阔而危险的草原。帝国虽已一统，然北匈奴的骑影，仍时如幽灵般游荡在边境之外，提醒着人们和平的脆弱。
洛阳，南宫的兰台之内，却是另一番景象。窗外秋风萧瑟，殿内却温暖如春，弥漫着陈年竹简特有的清香与新鲜翰墨的气息。这里是大汉帝国知识与记忆的中枢，一场无声却意义深远的“战役”正在这里进行——抢救、整理、传承那几乎断送于王莽之乱与长期战火中的文明薪火。
刘秀披着一件半旧的玄色锦袍，未戴冠冕，静立于一排排高及殿顶、堆满简册帛书的书架之间。他的手指拂过一捆捆被细心修补、重新编联的竹简，目光沉静，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庄重。这里收藏的，不仅是冰冷的文字，更是自先秦以来，无数先贤智慧的结晶，是大汉立国四百年典章制度的积淀，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化命脉。
“陛下，”负责兰台图籍秘书监事务的太常丞（此处为虚构官职，便于叙事）躬身禀报，手中捧着一卷刚刚誊录完毕的帛书，“此乃前汉御史大夫晁错《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等佚文，由博士弟子从一旧吏后人处访得，残缺颇多，经多位博士考订、补缀，现已初步整理成卷。”
刘秀接过，缓缓展开。帛书上墨迹犹新，字迹工整，晁错那力主重农抑商、加强边备的犀利言辞跃然眼前。他仿佛能看到那位为景帝“削藩”而最终献身的忠直之臣，在历史的烟尘中向他投来殷切的目光。
“善。”刘秀微微颔首，将帛书交还，“晁公之论，于今时之边备、农政，仍有借鉴。当妥善保存，并抄录副本，送与尚书台，令诸卿参阅。”
他又走向另一处，几位年迈的博士和年轻的博士弟子正围坐一案，对着一堆散乱破损的简牍争论不休。那是从战火频仍的齐鲁之地艰难搜集来的一批儒家典籍残片，其中混杂着今文经、古文经的不同传本，甚至还有若干疑似战国纵横家或杂家的零章断句。
“此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现行《尚书》所载略有出入，然义理更胜，当是古文本无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激动地指着几片残简。
“不然，”另一位中年博士摇头，“字体虽古，然文法不类，恐是后人伪托掺杂。需与伏生所传今文本对校，并参考石渠阁旧档……”
年轻的弟子们则埋头疾书，将师长们的辩论和初步结论记录下来。这种严谨乃至苛刻的考据、辨伪、辑佚工作，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
刘秀没有打扰他们，只是静静看了一会儿。他知道，这种学术上的争论，有时比朝堂政见之争更为激烈，但也正是这种对真理的孜孜以求，才能确保传承下去的不是讹误与虚妄。他下令，不仅要在太学恢复“今文经”各博士官，也要为那些研究“古文经”（如《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等）的学者提供支持和职位，允许其在太学讲授，开创了今古文经学并立研究的局面。
除了儒家经典，刘秀同样重视史籍的修撰。他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之父班彪续作的《史记后传》等，都是他时常翻阅的着作。他特别指示兰台，要系统整理西汉一朝的档案文书、功臣列传、地理图志，为将来重修国史做准备。一个名叫班彪的年轻人，因其史学才华开始崭露头角，被征召至兰台参与整理工作，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班固，未来将承其遗志，完成不朽的《汉书》。
这一日，刘秀在兰台逗留许久，直至宫灯初上。他回到宣室殿，案头已放着一份由大鸿胪呈送的关于匈奴动向的奏报，以及一份关于是否应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之请，允其部众进一步内徙至云中、五原等郡的朝议摘要。北方边患，始终是他心头一块巨石。
他提起笔，在关于匈奴的奏报上批注，要求边郡加强戒备，同时谨慎处理与南匈奴的关系，“羁縻为主，不可使其坐大”。而在朝议摘要上，他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方认为应接纳南匈奴，以夷制夷，增强北部边防力量；另一方则强烈反对，认为胡人反复无常，内徙必生后患。
刘秀沉吟良久。他想起了刚才在兰台看到的晁错文章，想起了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连年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最终，他批示：“可许其部分老弱内徙近边安置，壮丁仍驻漠南，以为藩蔽。严敕边吏，善加抚循，亦需严加控驭，毋令生衅。”
处理完军政，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份来自太学的奏疏上。太常奏请，欲仿西汉石渠阁、白虎观故事，召集天下通儒，于洛阳白虎观举行讲论五经异同的盛会，由皇帝亲临裁定，以期统一经义，明确教化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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