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交接的表象与暗流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夏四月，永安宫的夏意初显，却弥漫着沉沉死气。汉昭烈帝刘备，这位一生颠簸、矢志兴复汉室的枭雄，终究是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崩逝于此。
消息传出，蜀汉上下，从朝堂到乡野，无不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与惶恐之中。皇太子刘禅，在众人的簇拥下，于成都继位，改元建兴。
彼时，丞相诸葛亮身着素服，面容肃穆，眼神却透着一种沉静的力量。他受刘备托孤之重，总揽朝政，开府治事。自此，蜀汉正式进入了“诸葛时代”。
回溯往昔，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便已署理府事，以丞相录尚书事，“职无不总”。司隶校尉张飞不幸离世后，他又兼领其职，将国家监察大权也握于手中。
一时间，诸葛亮权倾朝野，堪称蜀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总管。
正因如此，尽管国丧骤临，如同天崩地裂，国君骤然离世，但最高权力的交接却显得波澜不惊。
诸葛亮“行君事而国人不疑”，朝堂之上，官员各司其职；军营之中，将士严守军纪，军政系统似乎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仿佛蜀汉的太阳，会如往常一般，每日升起，照耀着这片土地。
然而，若拨开这看似平静的表象，细细比对那一本本记录着蜀汉国力的账目，便会惊觉，建兴元年的蜀汉，那轮象征希望的太阳，并未如人们所愿照常升起。国家早已是大厦将倾，危如累卵。
依《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蜀汉在籍人口为二十万户，九十万口。到了蜀汉末年，在籍人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
以此倒推，章武年间蜀汉总兵力当亦在十万左右。可一场夷陵之战，刘备亲率的全军在五万上下，几乎折损殆尽。这意味着，蜀汉总兵力的近一半，且是最为精锐、历经战火淬炼的野战军，已然不复存在。
那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如今只剩下残兵败将和无尽的悲凉。
二、人才凋零的剧痛
兵力的惨重损失，已是让蜀汉元气大伤，而人才储备上出现的空前危机，更像是在这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短短二三年间，蜀汉的人才库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凋零得触目惊心。
勇冠三军的关羽，曾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是蜀汉当之无愧的“五虎上将”之首，却在荆州之战中败走麦城，身首异处。
张飞，勇猛无比，长坂坡一声断喝，吓退曹操百万雄师，却因苛待下属，被部将刺杀于营中。
马超，曾是西凉的一方诸侯，武艺高强，威名远扬，最终也在病痛中离世。
黄忠，老当益壮，定军山一战阵斩夏侯渊，为蜀汉立下赫赫战功，也在这短短数年里溘然长逝。这些曾为蜀汉撑起一片天的将星，竟然在一时之间相继陨落。
夷陵之战时，蜀汉人才匮乏的窘境已现端倪，只得提拔冯习等人担当重任，可最终却酿成大祸，蜀军在夷陵惨遭火攻，一败涂地。
到了建兴初年，就连这些在当时看来只能算二线的人才，都成了稀有物种。
单说黄权，这位颇有谋略的将领，因夷陵之战退路被断，无奈投魏，这一去，便带去了将校318人。而阵亡于夷陵战场的将领，更是不知凡几。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员的缺损或许还能通过征募来弥补，可要培养出具备丰富指挥经验、能临阵决断的军官，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更何况，身经百战的老兵，其战斗力与未经战火洗礼的新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从各郡征发壮丁补充军队数量，可这些新兵缺乏训练，士气低落，军队的整体质量也难免一落千丈。
由此可见，夷陵之战的毁灭性打击，势必对蜀汉军队造成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这支曾经有望逐鹿中原的劲旅，已然是元气大伤，短期内难以恢复往昔的战力。
军中将星俱陨，朝堂之上，同样是一片萧瑟凋零之景。堪比曹魏程昱、郭嘉的头号谋主法正，智谋超群，为刘备夺取益州、汉中屡献奇策，却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亡故，蜀汉失去了一位能在战略层面与诸葛亮相辅相成的顶级谋士。
另一位极受刘备重用的谋臣黄权，本可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却因夷陵之败，无奈投魏，为曹魏做了嫁衣裳。
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马良，才思敏捷，善于筹谋，却在夷陵之战中不幸殉国，蜀汉的未来政坛，又少了一颗璀璨的新星。
自章武二年起，刘备那位着名的欢喜冤家——长于运筹帷幄的尚书令刘巴，也一病而亡。
甚至连许靖、麋竺这两位虽无太多实际政务能力，但在士大夫群体中颇具声望、清谈雍容的名士，也没能熬过这多灾多难的一年。（可能是古时候的大瘟疫爆发；例如前几年的新冠；三国都有人才在那段时间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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