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格尔把锉刀往磨石上一搁。
“你想让我们跟你一起去？”
“是。陆江会算账，能跟商人打交道，滩涂地的赋税田亩你管。铁格尔懂工匠，在试验场修过碎石机换过履带，那片地方的渠坝路桥你管。范阳记了三年旧树怎么烂的，知道什么坑不能踩，文书律法户籍你管。我管全局，也担全责，出了事我第一个扛。”
铁格尔没说话，低头看着手里的锉刀，刃口被油灯照得发亮。
陆江把扇子打开，又合上。
扇面上是潜龙城北大学堂的山长题的字，四个字：“实事求是”。
“宇文，你说的不是种新树。”
“是什么。”
“是先种一棵活命的树，活命树不是新树，也不是旧树，是挡风沙的树。先把风沙挡住，让脚下的地不塌，然后再慢慢换土，慢慢引水，慢慢种新苗。你不是不种新树了，是把种新树的顺序改了。”
“对。在潜龙城的时候我以为种新树就是挖个坑把新苗栽下去。到了京城才知道，坑还没挖，风沙就能把人埋了。得先挡风沙。挡风沙的树，看起来跟旧树没什么两样，但根是往新土里扎的。等风沙挡完了，地稳了，再一棵一棵换成新苗。”
“那就去。”
陆江把扇子往桌上一拍。
“苏州运河卡子的账本，我晚几年再掀。先把雍州北那片滩涂地的账本建起来。从零建的账本，比掀旧账本更过瘾。”
铁格尔把锉刀插进腰带里。
“我在西凉铁厂学的那些手艺，修机器补零件，在国子监用不上。去滩涂地用得上。渠要人挖，坝要人筑，路要人修。我管。”
范阳把麻线册子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空白的，一个字都没写。拿起炭笔头，在上面写了第一行字：“大炎历五三五年秋，赴雍州北。”
写完，抬头看着宇文成。
“我记了三年旧树怎么烂的，从今天开始，记新树怎么长。”
宇文成看着三个同伴。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不是感动，是一种比感动更硬的东西。
在潜龙城成立新树会的时候是一股少年的热血，现在热血凉下来了，底下露出来的是一层更硬的东西，是铁格尔手里那把锉刀反复磨过之后露出来的钢芯。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去找吏部换文书。三个人跟我一起去，没有品级，没有俸禄，只有一块滩涂地。三年之后要是种不出东西来，我辞官，你们回潜龙城继续搬锰矿。”
“要是种出来了呢。”铁格尔问。
“种出来了，就把雍州北的种法写成第二本册子。不叫《新树会思想录》，叫《新树会种树录》。一本写道理的册子，一本写怎么把道理落地的册子。两本合在一起，才是一棵完整的新树。”
油灯里的灯芯烧到了头，火苗跳了两下，矮了下去。
范阳从床板底下摸出半截备用的灯芯，换上了。火苗重新窜起来，比刚才还亮一点。
第二天，吏部衙门。
吏部尚书坐在案后，看着面前这个穿着青布衫的少年。
昨天在太和殿上把王崇古驳得哑口无言的人就是他，现在站在吏部的公事房里，递上来一份文书，请求携陆江、铁格尔、范阳三人同赴雍州北，不授品级，不给俸禄，只以幕僚身份随行。
“幕僚？宇文县令，按制县令可配两名幕僚，费用自理。你带三个，多出来的那份开销你自己掏。”
“掏就掏，县令俸禄一年四十五两，我留十五两吃饭，剩下三十两分成三份，一人十两。不够的，我晚上给人抄书赚。”
吏部尚书盯着宇文成看了半天。
这个少年脸上的表情不是慷慨激昂，是一种算过账之后的平静，他把四十五两怎么花都算好了。
“好，文书我批了。你们四个人，去雍州北。老夫在吏部坐了十二年，见过无数外放的县令，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往最穷的地方跑，还自带帮手。”
“穷地方没人去，我们去了，说不定能折腾出点东西来。”
吏部尚书把大印盖在文书上。
印泥是朱红色的，盖在纸上微微隆起，像一滴刚刚凝固的血。
临走的时候，陆江去了一趟苏州会馆。
苏州会馆在京城东城，是苏州籍商人在京城落脚的地方。会馆的账房先生姓汪，五十多岁，左手缺了两根手指，是在运河上跑船时被缆绳绞断的。
陆江喊他汪伯。
“汪伯，我要去雍州北当差了，那边的黄河滩涂地，十年九涝，种什么都不长，我想找几个愿意去那边种地的农户。”
“种什么都不长的地，谁会去？”
“我想找在苏州被卡子盘剥到活不下去的那批人。船工、佃户、小商贩，被卡子剥了几层皮，想走走不了的。你跟码头上的老兄弟们知会一声，有愿意来的，来雍州北找我。路费我出不起，但到了之后第一年的种子、农具、口粮，我想办法。”
汪伯把手拢在袖子里，沉默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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