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揣着那两万块钱，像揣了个烧红的煤球，连夜就扒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
从广州到重庆，坐最快的车也得晃荡一天两夜。
车厢里那股味儿就别提了，汗臭、脚臭、泡面味儿，还有不知道谁家孩子拉在裤子里的味儿，几种味道拧成一股绳，一个劲儿往你鼻子里钻。
我瘸着腿，好不容易挤到个靠窗的位置，屁股还没坐热，对面就坐下一个戴金丝眼镜的，文质彬彬，手里还捧着本《读者》。
我一看这派头，心里就踏实了，文化人嘛，总归安全点。
结果没过两分钟，他就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同志，要盘吗？最新的，香港原装，保证有你想看的内容。”
我斜眼一看，他袖子里滑出几张光盘的角，封面上花花绿绿的，全是些穿着三点式的洋妞。
我当时就火了，我陈默好歹也是个考古系的副教授，虽然是落魄了点，但也是知识分子。
我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人吗？”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见过我这么不上道的。
我清了清嗓子，凑过去压低声音：“……有没有小日子那边的？”
一路鸡飞狗跳，总算是熬回了重庆。
下了火车，闻着空气里那股熟悉的味儿，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没敢耽搁，直接搭上了去奉节的船。
在奉节码头，我没费多大劲就打听到了水生和耗子的下落。
有人告诉我，这俩货现在是码头上的“钉子户”，别人都忙着找关系、拿补偿款，准备搬迁，就他俩，还守着那条破船，天天在江里打鱼，打上来的鱼就地卖给江边的饭馆，日子过得倒是比谁都逍遥。
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俩人正蹲在船头，就着一盘油炸小鱼，一人吹一瓶山城啤酒。
水生还是那副老样子，晒得跟块黑炭似的，穿着条大裤衩，光着膀子，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像江里的石头。
耗子瘦了点，但精神头还不错，嘴里叼着根烟，正唾沫横飞地跟水生吹牛，说他当年在部队怎么用一包炸药炸开一个山头。
我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咳了一声。
耗子回头一看是我，嘴里的烟“啪嗒”一下就掉在了甲板上，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我操！教……教授？你还知道回来的？我都快以为你卷款跑路了”。
水生也站了起来，没说话，只是上上下下打量我，目光最后落在我那条瘸腿上，眉头皱了皱。
我嘿嘿一笑，把手伸进怀里，掏出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往他俩面前的甲板上一扔。
“啪”的一声，信封口开了，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散了出来，晃眼。
耗子的眼珠子当时就直了，他捡起一张，对着太阳照了半天，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结结巴巴地说：“我的亲娘……这……这钱是真的？”
“废话，”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姿势那叫个霸气，“老子这次去南方，可是遭了老罪了。走，别在这喝西北风了，今天我请客，全奉节最好的馆子，随便点！”
我这话一说，耗子当场就蹦了起来，嗷嗷叫着像个得了失心疯的猴子。
水生倒是还稳得住，他走过去，把散开的钱一张张捡起来，重新塞回信封，然后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腿怎么了？”
“没事，”我摆摆手，不想多说，“小事。”
水生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只是默默地跳到岸上。
我们找了家叫“江景第一楼”的饭店，在二楼挑了个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滚滚东去的长江水。
我把菜单往桌子中间一拍，豪气干云地对耗子说：“想吃什么点什么，别给哥省钱。”
耗子也不客气，专挑贵的点，什么长江刀鱼、清蒸甲鱼、干烧肥肠……点到最后，连饭店老板都亲自跑过来，点头哈腰地问我们是不是上面下来视察的领导。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耗子喝得满脸通红，搂着我的肩膀，舌头都大了：“哥，你是我亲哥！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这次去南方，给兄弟说说，让兄弟开开眼。”
我打了个酒嗝，把在广州遇到黄海的事，掐头去尾，添油加醋地给他们讲了一遍。
我没说被人追杀、没说遭的那些罪，更没提黄海那个关于眼珠子的警告。
我只说我运气好，碰上个香港来的大老板，看上了咱手里的“货”，愿意出大价钱投资，跟咱们合伙干一票大的。
“多大？”耗子紧张地问。
我伸出五根手指头。
“五……五万？”耗子倒吸一口凉气。
“那是预付款，”我把装钱的信封拍在桌子上，“这只是头款，两万。事成之后，利润咱跟老板五五开。到时候，别说五万，五十万都不在话下！”
耗子的呼吸都粗重了，他看着那信封，眼神里全是渴望。
我转头看向一直闷头喝酒的水生：“水生，你怎么看？”
水生放下酒杯，抬起头，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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