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子在一旁脸色发白,几次想插话,都被龟田挥手拦住。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重重把杯子砸在桌上,杯底的酒渍在桌面上晕开,像一块丑陋的污渍:“你们中国人总说‘众志成城’,可在富贵面前,那‘城’早就塌了!我等着看那一天,等着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怎么帮我们把你们的‘家国’,变成我们的‘利益’。”
龟田说着,忽然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个皮质笔记本,指尖在封面上摩挲着,那模样像在炫耀什么宝贝:“去年我去上海考察,碰到个做芯片生意的中国人,姓赵。他跟我抱怨,说国内的政策限制太多,想跟我们日本的企业合作,又怕被人说‘通日’。你猜我怎么跟他说?我说‘生意不分国界,能赚钱才是本事’。”
他翻开笔记本,指着上面潦草的字迹:“你看,这是他给我的报价单,说只要我们愿意提供技术,他能把国内的芯片价格压到一半,还能帮我们绕过你们的贸易壁垒。他还偷偷跟我说,他早就把老婆孩子送到了东京,买了房子,连户籍都在办了——你说,这样的人,算不算你们口中的‘潜在汉奸’?”
我指尖攥得更紧,指节泛白,却依旧没动怒,只是看着他:“一个人的选择,代表不了所有中国人。”
“代表不了?”龟田嗤笑一声,把笔记本扔在桌上,“我再给你说一个。前年,我们东京市议会接待了一批中国的企业家,其中有个做房地产的,姓李。酒过三巡,他拉着我的手说,‘龟田议员,你们日本的养老制度真好,我想在北海道买块地,建个养老社区,以后老了就住这儿’。我问他‘那你国内的产业怎么办’,他说‘让儿子管着,实在不行就卖了,反正钱够花了’。”
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液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他也不擦:“这些人,手里握着钱,心里想的只有自己的日子。他们嘴上说‘爱国’,可真到了关键时刻,第一个跑的就是他们。你们总说‘家国情怀’,可在他们眼里,‘家国’不如一套东京的房子,不如一张日本的绿卡,不如手里的真金白银!”
“还有那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龟田又开口,语气里满是不屑,“很多人来了日本,就不想回去了,说日本的环境好、福利好、工作稳定。他们在网上说‘日本的月亮比中国圆’,说‘中国的发展全靠模仿’——这些人,不也是被我们日本的‘好’收买了吗?等真有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帮我们说话?会不会帮我们传递消息?你敢说不会?”
雪子终于忍不住,轻声打断:“龟田议员,时候不早了,要不要再添点清酒?”
龟田却摆手,眼神依旧盯着我,带着挑衅:“曹君,你别不爱听。这就是现实——你们中国现在发展得快,可越快,就越容易出这种只看利益的人。他们赢了富贵,就忘了根,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日本就是要等,等这些人越来越多,等你们的‘团结’越来越松散,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你们自己就会出问题!”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那模样像只斗胜的公鸡:“我明年要是当选了众议院议员,第一件事就是推动跟中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不是为了帮你们发展,是为了把更多这样的人拉到我们这边来。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家国情怀’,能不能抵得过真金白银的诱惑!”
窗外的夜风更紧了,纸窗被吹得哗啦作响,像是在为他这番荒谬的言论发出无声的驳斥。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忽然觉得可笑——他以为抓住了少数人的私心,就能看透整个中国;以为靠着利益诱惑,就能动摇一个民族的根基,却忘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更多人愿意为了家国,守住心底的底线。
龟田的话像淬了冰的针,扎在心里,让我攥着酒杯的手不自觉地发紧。暖帘外的三味线声早就停了,只有他得意的呼吸声在包厢里打转,混着清酒的烈气,格外刺耳。我望着他那张扭曲的脸,脑子里却翻涌着百年的时光——从甲午年的硝烟到卢沟桥的枪声,从南京城的血泪到长津湖的冰雪,那些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从来都不是“汉奸多”就能轻飘飘带过的。
是啊,当年的确有败类为了苟活低头,可更多人是攥着刀、扛着枪,在雪地里啃着冻硬的土豆,在地道里忍着烟熏火燎,用命把侵略者赶出去。龟田只看见王克敏、汪精卫的谄媚,却看不见杨靖宇胃里的棉絮和树皮,看不见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看不见千千万万无名战士倒在冲锋的路上。他说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可正是这文化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四万万同胞拧成一股绳,把“东亚病夫”的招牌踩碎在脚下。
日本的入侵是恶,可这恶也烧醒了沉睡的中国。从洋务运动的尝试到戊戌变法的呐喊,从辛亥革命的枪声到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流了多少鲜血,才换来今天的挺直腰杆。龟田以为少数人的私心能代表整个民族,却忘了,中国人最骨子里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当年如此,现在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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