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三份图纸摊开在灯光下时，秦建国的手微微颤抖。
南京中华门发现的残图记录着以南京为中心的西线、北线藏点，安庆水文站发现的残图记录了皖南、赣北的藏点，而刚刚从紫檀木盒中取出的副本半部，则完整呈现了向东、向南延伸至上海、浙江、福建的路线。
三图拼合，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清晰浮现。
林文渊用高分辨率扫描仪将图纸数字化，在电脑上进行图像拼接和增强处理。随着软件的运行，那些因年代久远而褪色、模糊的线条逐渐清晰，密密麻麻的标注和符号如同繁星般呈现在屏幕上。
“一百零八个标记点。”秦建国数着屏幕上的红点，每个点旁都有细密的标注，“按照周维明的七星编码系统，天枢区十七处，天璇区十四处，天玑区十六处，天权区十三处，玉衡区十五处，开阳区十八处，摇光区十五处。”
“分布六个省份，”林文渊指着地图，“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最远的点在福建武夷山深处，最近的就在南京郊区。”
秦建国放大南京周边的区域。在紫金山、栖霞山、牛首山一带，有七个标记点，呈北斗七星排列。每个点旁除了七星编码，还有更小的字注明文物类型和数量。
“紫金山天枢点：宋元刻本二十七箱，明清字画四十三轴，青铜器九件，存放于天然溶洞，洞口以山石封掩，外植松柏为记。”
“栖霞山天璇点：敦煌经卷副本十六箱，佛像拓片二百余张，存于寺内密室，机关在第三殿石佛座下。”
“牛首山天玑点：宫廷瓷器八十四件，玉器三十一件，藏于废弃矿道，入口在明代摩崖石刻‘佛’字右下三尺。”
一行行读下来，秦建国感到呼吸困难。这些不只是冷冰冰的记录，每一行字背后，都是一群人在枪炮声中拼死守护的文明碎片。
“看这里，”林文渊指着地图边缘的一行小字，“‘民国二十八年冬，第一批转移计三百余箱，分藏七处。二十九年春，第二批二百余箱，分藏五处。二十九年秋，第三批……’这是文物转移的记录。”
继续往下看，周维明用蝇头小楷详细记载了每一次转移的时间、参与人员、运输路线、藏匿方法。有些记录旁还有简短的批注：
“十二月七日，运输队遇日军巡逻，弃车入山林，损失三箱，痛心疾首。带队者王守真右臂中弹，仍护住宋版《史记》不放手。”
“三月二十一日，天降大雨，山路泥泞，骡马车陷，众人徒手推车，衣裤尽湿，至藏点时已近虚脱。沈墨轩取私藏烧酒与众人暖身，曰：‘文物在，华夏魂即在。’”
“八月十五夜，月色甚好，众人于藏点外露宿。周维明指北斗曰：‘他日太平，当依此星图，迎文物归家。’顾静安和诗：‘藏山藏海藏星斗，守得云开见月明。’”
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可以想见记录时的情境——也许在颠簸的车上，也许在昏暗的油灯下，也许在警报声中间隙的短暂安宁中。
秦建国久久凝视着屏幕。八十年的时光，在这一刻被压缩成屏幕上闪烁的光点。那些在战火中奔波的身影，那些在黑暗中守护火种的人们，他们的呼吸仿佛就在耳边。
“我们要找到他们。”他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每一个点，每一件文物，每一个名字。”
二、第一个点
选择从何处开始，是个难题。
一百零八个点，分布在六省数十个县市。有些在城市中，可能已被建筑覆盖；有些在深山里，可能道路已毁；有些标记的参照物，可能已不存在。
经过课题组讨论，决定从南京本地的点开始。一来距离近，便于探查；二来南京的点标记详细，参照物明确；三来作为试点，可以积累经验，完善工作流程。
第一个目标：紫金山天枢点。
根据地图标注，这个点位于紫金山北麓的一个天然溶洞内，藏有宋元刻本二十七箱、明清字画四十三轴、青铜器九件。洞口以山石封掩，外植松柏为记。
“紫金山北麓范围很大，而且经过几十年建设，变化很大。”南京市文物局的李处长指着现代地图说，“解放后紫金山多次修建道路、设施，那个溶洞可能已经被发现，或者被填埋了。”
“松柏为记，”秦建国思考，“如果是当年新栽的松柏，现在应该已经长成大树。找到那片松柏林，就可能找到洞口。”
“但紫金山上的松柏成千上万，怎么找？”
“标记说‘外植松柏为记’，可能是指以特殊方式种植，形成特定图案。周维明喜欢用星象，也许松柏是按北斗七星形状种植的。”
这个推测得到课题组多数人认同。他们调取紫金山的卫星影像和航拍图，重点查看北麓区域。经过三天比对，在紫金山天文台东北约两公里处，发现一片松柏林呈明显的北斗七星状排列。
“七棵主树，位置与北斗七星吻合。”林文渊在电脑上标注，“但这是现在的影像，八十年前种的树，应该更大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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