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布包袱在门槛外静躺，白蒿花印子被晨露泡得发软。陈麦穗坐在窗边，炭笔在陶片上划出最后一道横线，笔尖顿住，没再动。
她没去碰那包袱。李氏踮脚想捡，被她抬手拦下。
“别。”
“可这是……”李氏缩回手，盯着那朵花，“是不是那个背竹篓的老头？”
陈麦穗不答，只将陶片翻面，重新写下“堆肥十七日，根深三寸”，字写得比平时大，像是专给人看的。
她起身，左腕套上那截断艾草绳——不知谁悄悄缝了接头，灰褐色麻线歪歪扭扭。她没问是谁缝的，只把绳子在腕上绕了两圈，推门出去。
田里已经有人。阿花蹲在沟边，照着她昏迷前画的斜线挖土，动作生硬，但方向没错。王家媳妇在自家地头比划株距，偷偷拿草茎量着，一见她来，慌忙把草茎踩进泥里。
陈麦穗当没看见，走到自家田垄，蹲下，扒开表层浮土，露出底下黑乎乎的腐草堆。
“今天翻堆。”她对李氏说，“翻深些，把底下的秸秆翻上来。”
李氏应了，转身去叫人。阿花迟疑了一下，也跟了过去。
陈麦穗站在田头，故意提高声音：“堆肥第十七日，根系深三寸——记下来了？”
阿花手一抖，铲子磕在石头上。
当晚，月光斜照，田垄如刻。
里正赵德拄着铜杖，独自走到陈麦穗的地头。他没带人，也没敲锣打鼓，像寻常巡田一样，慢悠悠地走。
可脚步一到田边，就停了。
他盯着那垄沟，弯腰，从袖中抽出铜尺，一寸寸量起来。
株距八寸，分毫不差。他蹲下，用尺尖挑开土，露出底下纠缠的根系——粗壮，发黑，缠着腐烂的秸秆。他伸手进去，捻了捻土，又凑近鼻端闻了闻。
不是臭，是种湿土混着草木腐烂的腥气，像春雨后翻过的林地。
他皱眉，又量下一列。
“每亩多三十七株。”他低声念着，从怀里掏出一块小陶片，用炭笔记下数字，手竟有些抖。
他抬头看陈麦穗家的院子，窗纸透着微光，人影在墙上晃，像是在写什么。
他没去敲门，转身走了。走到村口，忽然停下，从包袱里摸出一卷竹简，就着月光看了半晌，然后蹲下，从腰间解下火石，点着了。
火光映着他半边脸，明暗交错。竹简烧得快，他没看一眼，只等它彻底成灰，才起身，将灰烬踩进土里。
第二天一早，他召集族老，说要赴县衙。
“为何？”族老问。
“报产。”
“你亲自去？”
“我量的，我报。”他拍了拍怀里户册，“临洮今年，能多收三成。”
没人敢拦。他走时，背影挺得笔直，铜杖点地，一声声清脆。
县衙里，主簿翻着里正递上的陶片记录，皱眉：“你让一个妇人记产？”
“我没让她记。”赵德站得笔直，“是她记了，我量了，信了。”
“三成？往年可从没这数。”
“往年没这法。”他掏出铜尺，“您要不信，现在就去田里量。我带您看十块地，五块用堆肥，五块没用——您自己看差多少。”
主簿犹豫半晌，派了两名吏员随他下乡。
测产那天，陈麦穗在田头晒酱。她没去围观，只让李氏远远看着，听见谁说了什么，回来报她。
“量了七块地。”李氏喘着气回来，“说……说确实多三成。”
陈麦穗点头，继续搅酱。
“里正呢？”
“还在县衙，听说要写陈情书，求减租。”
她手顿了顿，嘴角微动，没说话。
三天后，减免令到。
“临洮县因水土治理得法，特准田租减三成。”宣令的吏员念完，合上竹册，“里正赵德，治民有方，记功一次。”
村民围在祠堂外，一片喧哗。
“减三成？那我今年能多留两石粮！”
“谁说不是！里正真是咱们的福星！”
陈麦穗站在人群外，听着，没进去。
赵王氏挤在前头，手里攥着自家户册，脸上笑开了花。可一转身，看见陈麦穗，笑容立刻收了。
“减租是好事。”她大声说，“可这法子来得邪门——一个妇道人家，天天在地里埋烂草，还拿灰水喝，谁知道是不是使了什么媚术，哄得官府给恩典？”
周围人一静。
有人低头不语，有人偷偷看陈麦穗。
她没动，只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茧，然后走到自家粮囤前，解开绳子，抓了三把粟米，分别装进三个麻袋。
她拎着袋子，走到祠堂前。
第一个递给里正。
“您去县衙，辛苦了。”她说。
里正愣住，没接。
“这是……？”
“我家多收的。”她把袋子塞进他手里，“一袋给您，一袋入公仓，一袋留种。”
里正低头看着麻袋，手指抠着麻线，半天没说话。
赵王氏冷笑：“装什么大度？减租又不是你给的！”
陈麦穗转头看她，眼神平静：“租是官减的，法是我试的。粮分不分，地力偷不偷——您家田里长多少，您自己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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