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年正月，汉章帝颁布诏令，让兖州、豫州、徐州这三个州开仓救济饿着肚子的老百姓。之后，章帝就问司徒鲍昱：“咋样才能让旱灾消失呢？”鲍昱回答说：“陛下您刚当上皇帝，虽然有些事做得好，有些事做得不太好，但还不至于就招来天灾。我以前当汝南太守的时候，有次处理楚地的案子，抓了一千多号人，我觉着这里面肯定有不少人是冤枉的，因为每次一办大案，差不多得有一半人是被冤枉的。而且，那些被流放到外地的人，和家里人都失散了，死了连个上坟烧纸的人都没有。陛下您应该让这些被流放的人回家，解除对他们的禁令，让活着的人能团聚，死去的人有人祭祀，这样天地间的好运气就能回来了。”章帝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照着他说的做了。
校书郎杨终给章帝上奏章说：“最近咱们在北边去打匈奴，西边又和三十六个西域国家打交道，老百姓一年到头都得服劳役，运送物资的花费也特别大。老百姓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这种怨气都能感动天地，招来灾祸，陛下您可得多留意啊！”章帝就把杨终的奏章拿出来，让大臣们一起讨论。第五伦觉得杨终说得对，但牟融和鲍昱却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当儿子孝顺的，不能随便改老爹定下来的规矩。咱们去打匈奴、在西域屯兵，这都是先帝定下来的事儿，可不能轻易改。”但是杨终不服气，又给章帝上奏章说：“当年秦朝修长城，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后来秦二世也不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结果秦朝就亡了。汉元帝主动放弃了珠崖郡，光武帝不再和西域往来，这都是为了大局考虑，我们不能因为小利益就折腾百姓。鲁文公把泉台拆了，《春秋》就批评他，说老祖宗盖的东西，你自己给拆了，还不如别住呢，因为拆了对老百姓也没好处。鲁襄公的时候搞了三军，到鲁昭公的时候又给取消了，君子都夸鲁昭公恢复古制做得对，因为不取消三军，老百姓负担就太重了。现在咱们在伊吾打仗，在楼兰屯兵，这么长时间还不撤回来，这不符合老天爷的意思啊！”最后，章帝觉得杨终说得在理，就听了他的建议。
随后，章帝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地方上的高级官员（二千石官员）要好好鼓励老百姓种地，只要不是犯了死罪的案子，都留到秋天再审理。负责选拔人才的部门，选人时一定要慎重，多提拔那些脾气好、有才能的人，把那些既贪婪又狡猾的家伙都赶走。做事要符合时节，要把那些冤枉的案子都清理清楚。”那时候还照着永平年间的老规矩办事，当官的管起事儿来特别严格，尚书们处理政务也老是走严厉的路子。
有个叫陈宠的沛国人，他在尚书台工作。陈宠觉得皇帝刚登基，应该改改以前那些严苛的做法，就给章帝写了封奏折说：“我听说以前的贤明君王制定政策，赏赐不会太过分，刑罚也不会乱用。要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宁可赏赐多一些，也不能随便用刑。以前判案严格，是为了震慑坏人；现在坏人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就该用宽厚的政策来弥补。陛下您登基后，已经好几次下令要宽厚待人，可下面办事的人却没完全照做，执法还是很严苛。判案的人一门心思用酷刑，执法的人搞出一堆复杂的条文，还有人借着公家的事儿满足私利，滥用权力。治理国家就像调琴弦一样，要是最粗的弦绷得太紧，细弦就容易断。陛下您应该发扬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废除那些繁琐苛刻的法律，减轻刑罚来让老百姓日子好过点，多施行仁德来顺应天意。”章帝觉得陈宠说得特别对，就下令说往后做事都尽量宽厚些。
酒泉太守段彭带着军队，和其他部队在柳中这个地方会合，然后去攻打车师。他们打下了交河城，杀了三千八百人，还抓了三千多俘虏。北边的匈奴看到汉军的这战绩，就吓得逃跑了，接着车师又投降汉朝了。这时候，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就想带着军队撤回去。耿恭手下有个军吏叫范羌，当时也在军队里，他坚决要求去接耿恭。但是其他将领都不敢往前走，最后只分了两千士兵给范羌，让他从山北去接耿恭。范羌在路上碰上了大雪天，积雪有一丈多深，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耿恭这儿。晚上的时候，耿恭他们在城里听到外面有兵马活动的动静，还以为是敌人来了，都感到特别害怕。范羌大老远就喊：“我是范羌！朝廷派军队来接耿校尉啦！”城里的人一听，高兴得喊着“万岁”，打开城门，大家就抱在一起哭。
休息了一晚上后，这些人就一起往回走了。而敌人就在后面追，汉军是一边打一边撤。将士们早就又饿又累，从疏勒出发的时候还有二十六个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死去，等三月走到玉门的时候，就只剩下十三个人了。这十三个人衣服破破烂烂，整个人又瘦又没精神。中郎将郑众就给这十三个人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还给章帝写奏折说：“耿恭带着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守着一座孤城，面对匈奴的好几万大军，坚持了好几个月，他们挖山找水喝，还把弓弩上的皮子煮了吃，真是把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前前后后杀了几百甚至上千敌人，最后还能保全忠勇的气节，一点没给汉朝丢脸。这样的人应该给他封大官、给予厚厚的赏赐，好激励其他将领。”后来耿恭回到洛阳，就被任命为了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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