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满舵！”赵大勇嘶吼。
陈望与他同时发力，舵轮急转。船身几乎侧立起来，甲板上的杂物哗啦啦滑向一边。秀娘和翠姑紧紧抱住杏儿，死死抓住船舷。
船冲过漩涡，重新平稳。两个男人都喘着粗气，额上全是汗。
“陈老板，”赵大勇忽然说，“您就不问，我们当初为什么骗人？”
陈望看着他：“你想说，自然会说。”
赵大勇的目光投向远方江面，那里烟波浩渺，像他此刻纷乱的回忆。
“我们赵家，原本也是体面人家。”他的声音变得飘忽，“我祖父那辈，在松江开着绸缎庄，虽不是大富大贵，也算殷实。到我爹手上，遭了官牙盘剥——那些管市场的胥吏，今天要‘孝敬’，明天要‘抽成’，后天又说布料‘不合规制’要罚款。不出三年，铺子垮了，爹气病死了，留下我和我娘，还有一堆债。”
翠姑接话，声音涩得像生锈的铁：“我娘家更惨。我爹是个穷秀才，屡试不第，家里揭不开锅。把我嫁到赵家，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谁知嫁过来不到半年，赵家就败了。大勇为了还债，什么活儿都干过：码头扛包、给人护院、甚至去赌坊看场子……有次为了护住最后一点工钱，被人砍了三刀，差点没命。”
她说着，忽然掀开赵大勇的衣襟下摆——腰间，三道狰狞的旧疤交错，像三条蜈蚣趴在那里。
陈望的瞳孔一缩。这三道疤的位置、走向，他太熟悉了——三年前，那个深夜来杂货铺讨水喝的书生，后来中了举人回来报恩时，曾撩起衣襟给他看，说他当年赴考路上被劫，有个路过汉子替他挡了三刀，那汉子腰间就有这样的疤。
“那书生……”陈望声音发颤，“是不是姓周？瘦高个，眉心有颗痣？”
赵大勇一愣：“您怎么知道？那是周秀才，后来听说中了举。当年他在城外被地痞抢劫，我正好路过……哎，都是陈年旧事了。”
陈望和秀娘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里的震动。
善的链条，原来一直在暗处环环相扣。陈望帮了书生，书生中了举；赵大勇救了书生，书生后来开了粮行；而赵大勇在粮行干活时，粮行掌柜——正是那书生——念旧情，处处照应他。这一切，当事人或许都不完全知晓，但因果的丝线，早已将所有人的命运悄然编织在一起。
“杏儿四岁那年，得了急病。”翠姑的声音把陈望拉回现实，“高烧不退，抽搐。我们当光了家里所有东西，连最后一床棉被都当了，还是凑不够诊金。走投无路时，看见街边有人乞讨，一天下来，竟要到不少钱……”
她说不下去了，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
赵大勇替她说下去：“我们就想，试一次，就一次。等杏儿病好了，我们做牛做马还债。那天在阊门，我们挑中陈老板，是因为……因为您看起来面善，眼里没有瞧不起人的光。”
他转过头，第一次直视陈望的眼睛：“可我们没想到，您会给那么多。十五两，够普通人家过一年了。我们拿着钱，手都在抖。去医馆的路上，翠姑一直哭，说这不是钱，是良心债，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所以你们没全花在治病上？”秀娘轻声问。
“杏儿的诊金加药费，统共用了三两。”赵大勇的声音低下去，“剩下的……我们确实挥霍了一阵子。觉得钱来得容易，觉得这世道不公，觉得凭什么别人锦衣玉食，我们要饿死？那段时间，我们喝酒吃肉，住客栈，还……还去赌了两把。”
他深吸一口气，像要把积压多年的污浊都吐出来：“直到在码头酒馆，被陈老板撞见。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后悔了，酒喝在嘴里是苦的，肉嚼在嘴里是臭的。可人在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装混蛋。”
秀娘想起那日，她拉住要冲进酒馆的陈望，说的那句：“咱们行善是为心安，他们行骗是为快活，本就两路人。”
现在她知道了，他们行骗，不是为了快活，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之后，那份“心安”，成了他们再也负担不起的奢侈。
“后来呢？”陈望问。
“后来我们离开了苏州，去了杭州。可那锭带划痕的银子，像烙铁一样烫着我们的心。”翠姑擦干眼泪，“在杭州睡了三天桥洞，第四天，赵大勇把最后一点钱买了石磨和黄豆，说：‘咱们从头开始，一分一分挣，挣够了钱，回苏州还债。’”
于是有了豆腐巷的赵记豆腐坊。于是有了子时磨豆的翠姑，有了绕远路不敢过阊门的赵大勇，有了在房梁藏忏悔书的杏儿。于是有了这三年，一千多个日夜的煎熬与救赎。
船驶入一段相对平缓的江面。晨光完全出来了，江面铺满碎金。危险暂时远去，可每个人心里，都还在惊涛骇浪。
杏儿忽然站起来，走到陈望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陈伯伯，对不起。我爹娘做错了，我也做错了——那天在街上，我哭是装的，饿也是装的。这些年，我每天晚上都跟菩萨说，求菩萨保佑陈伯伯一家平安，等我长大了，一定报答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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