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柴荣在最后一次北伐契丹的途中，不幸染病，英年早逝。他的宏伟蓝图——“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才刚刚展开序幕，便戛然而止。然而，他所推行的包括限佛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却如同投入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深远地影响了后续的历史。
七年之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赵匡胤及其继任者，深刻地吸取了五代军阀割据、皇权旁落的教训，也亲眼见证了后周世宗改革带来的强盛国力。因此，在宗教政策上，北宋初年的统治者基本上延续了柴荣开创的“温和控佛”模式，并使之更加制度化、常态化。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虽未再掀起大规模的运动式灭佛，但对佛教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警惕和严格的管理。他重申了后周关于寺院敕额、僧尼度牒、出家考试等一系列制度，将佛教彻底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佛教寺院不再拥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其规模被限制在一个不对国家财政和兵源构成威胁的水平。这种政策，使得佛教在宋代虽然依然繁荣，甚至出现了禅宗、净土宗的广泛流行，但它再也未能重现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那种“沙门不敬王者”、甚至可以干预政治的强势地位。宗教权力，被牢固地关进了皇权打造的笼子里。
另一方面，柴荣的灭佛政策，也从反面深刻地塑造了宋代佛教自身的形态。惨痛的教训让佛教徒意识到，过度依赖政治庇护和经济扩张是危险的。因此，宋代佛教更加转向内心修持，强调与世俗社会的调和。尤其是禅宗和净土宗，一个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修行方式灵活，不拘泥于形式；一个强调“简易普被”，适合广大平民百姓。它们都减少了对庞大寺产和复杂仪轨的依赖，更好地融入了中国社会的肌体，完成了更深程度的“本土化”。
曾经流浪的张栓柱，在北宋建立后，终于得以返回故乡。由于后周和宋初的招抚流亡、鼓励垦荒政策，他分得了一些荒地，虽然日子依旧清苦，但总算安定下来，成了大宋的一个编户齐民。他偶尔还会想起在清凉寺的那段短暂岁月，想起那些被熔铸的铜像和散佚的经卷。村里的社祭，早已取代了佛寺，成了新的社区中心。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旧的秩序，也带来了新的生活。
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如同一场外科手术。它固然带来了短暂的痛苦和文化的损失，但其主要目的——切除佛教过度膨胀所形成的社会“肿瘤”，为中央集权帝国“止血”（解决财政兵源危机）、“强身”（增强国家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它为此后北宋的统一和稳定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奠定了一种新型的、更加理性的政教关系模式。
纵观中国历史，政权与宗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后周世宗的这次干预，以其鲜明的务实性和法制化色彩，成为了处理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宣告了：在中国，皇权至上，任何宗教力量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赋税、兵役、社会稳定）为代价。这一原则，被后来的明清王朝所继承，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条潜规则。
柴荣的北伐壮志未酬，但他的限佛政策，却意外地成为他留给后世最深刻的政治遗产之一。历史的因果，就是如此奇妙。当汴京城外的清凉寺最终彻底湮没在荒草之中时，一种新的秩序，已经在废墟上悄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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