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说：“巧妙的欺诈不如笨拙的真诚”，这话真有道理！像刘晔这样聪明有谋略的人，要是能用道德信义约束自己，用忠诚守信行事，就算是古代的圣贤，也未必能超过他。可他只靠才智，不注重诚恳，结果内失君主信任，外被世俗排挤，最终陷入危险，实在可惜！
刘晔曾诬陷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很害怕，把这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皇上圣明，您是朝廷大臣，就算和皇上意见不合，最多也就是当不了三公罢了。”几天后，魏明帝果然消了气。
尚书郎廉昭因有才干受宠，他专爱挑群臣的小毛病来讨好皇上。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到廉昭弹劾左丞曹璠，说他处理刑罚时没按诏书办，还说‘其他该治罪的人另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辞惩罚，也不敢辩解，言辞恳切。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
古代帝王能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是因为既得百姓民心，又让群臣尽心效力。如今陛下为国事操劳到深夜，可政务仍有疏漏，法纪日渐松弛。究其原因，不只是臣子不尽忠，也是君主没让他们发挥才能。就像百里奚在虞国时看似愚钝，到秦国却很明智；豫让在中行氏时苟且偷生，到智伯门下却坚守气节，这都是古人的明证。
如果陛下觉得现在没贤才、朝廷缺辅佐，难道要空追稷、契的足迹，坐等未来的俊才吗？现在所谓的贤者，都做大官、享厚禄了，但他们忠君的节操未立，为公的心思不专，是因为委任职责不明确，加上世俗忌讳太多。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是亲信，亲信也不一定忠诚。现在有疏远的臣子批评人，陛下就怀疑他公报私仇；称赞人，又怀疑他偏爱亲友。身边人趁机进谗言，让疏远的臣子不敢说真话，连政事得失都要避嫌。
陛下该想想如何让朝臣敞开心扉，鼓励他们坚守道义，让他们能像古人一样名垂青史，而不是让廉昭这样的人搅乱朝纲。我担心大臣们以后会只求保全官位，坐观成败，这会给后世留下坏榜样。
从前周公告诫鲁侯：‘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意思是不贤能就不能当大臣，当了大臣就不能不任用。《尚书》列举舜的功绩，说他除掉‘四凶’，没说不管罪大小都除掉。现在朝臣不觉得自己没能力，反觉得是陛下不任用；不觉得自己无知，反觉得是陛下不询问。
陛下何不学周公用人、舜除奸的做法，让侍中、尚书们随侍左右，当面回答诏问，各自陈述才能，这样群臣的品行就能知晓，有能力的晋升，庸碌的辞退，谁敢敷衍塞责？以陛下的圣明，亲自和群臣讨论政事，让他们各尽其言，贤愚优劣一目了然，何愁事情办不成？
每次有军事行动，诏书总说‘谁该担此忧？我自己担！’最近又说‘说忧公忘私的人未必真这样，但先公后私就能办好’。我读了诏书，知道陛下体谅下情，但也奇怪陛下为何不治本而顾末。人的能力本有差异，我也觉得有些朝臣不称职。明君用人，是让有能者尽力，无能者不居其位。选拔错人未必有罪，但满朝都容忍不称职的人，才是怪事！
陛下知道臣子不尽力，却替他们担责；知道他们无能，却教他们做事，这不仅是主劳臣逸，就算圣贤在世，也不能这么治国！陛下还担心尚书台禁令不密、请托不断，于是制定迎客出入制度，让坏官吏守宫门，这根本没抓到要害。
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就被纷纷弹劾；如今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关部门却沉默不语，甚至迎合意旨，这比受人请托更过分，是选拔不实啊！窦嘉不过是受宠的亲戚，郭躬也非社稷重臣，尚且如此，如今更甚，只是陛下没严格执行惩罚、杜绝结党罢了。所谓的出入制度和坏吏守门，都不是治国的根本。
如果我的话能被陛下采纳，何愁奸佞不除，何必养着廉昭这样的人？揭发奸邪本是忠事，但世人讨厌小人做这事，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进身。如果陛下不考察事情原委，把违逆众人当奉公，把密告当尽忠，难道通人大才做不到这些吗？只是他们顾全道理而不愿做罢了。若天下人都背道趋利，那是君主最担忧的，陛下又有什么乐趣呢？”
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魏明帝有次突然到尚书台门口，陈矫跪下问：“陛下要去哪？”明帝说：“想看看文书。”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陛下不该亲自处理。如果我不称职，就请罢免我，陛下还是回去吧。”明帝羞愧，回车返回。
明帝曾问陈矫：“司马懿忠贞，可算社稷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所仰望的，但能否保社稷，我就不知道了。”
吴国陆逊带兵进攻庐江，有人建议速救。满宠说：“庐江虽小，但将领精、士兵强，能坚守。而且敌军舍船步行二百里来攻，后路空虚，我们巴不得他们来，现在应让他们深入，只怕他们跑了追不上。”于是整军开往杨宜口，吴军听说后连夜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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