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初元年（公元76年 丙子年）
春天正月，皇帝下令，让兖州、豫州、徐州调拨粮食，救济当地的饥民。皇帝问司徒鲍昱：“怎么做才能消除旱灾，让天气恢复正常呢？”鲍昱回答说：“陛下刚刚登基，就算施政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也不至于引发灾异。我之前担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刘英谋反的案子，当时被关押的有一千多人，恐怕其中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只要一有大案发生，受冤屈的人往往超过半数。而且，那些被流放的人，和家人骨肉分离，死后魂魄都没人祭祀。陛下应该让所有流放的人都回家，解除对他们的禁锢，让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能各得其所，这样才能让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和谐，消除旱灾。”皇帝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也上书说：“近年来，朝廷向北征伐匈奴，向西开拓三十六国，百姓连年服兵役，物资运输耗费巨大。生活困苦的百姓心中的哀怨，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皇帝把他的奏章下发给大臣们讨论，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意见。但牟融和鲍昱却认为：“孝子不改变父亲定下的规矩。征伐匈奴、在西域屯兵，这都是先帝制定的策略，不应该改变。”杨终又上书反驳说：“秦朝修筑长城，大兴徭役；秦二世没有改变这种做法，最终失去了天下。所以汉元帝放弃了珠厓郡，光武帝不再和西域各国来往，因为他们不想为了偏远的地方，让百姓陷入困苦。鲁文公拆毁泉台，《春秋》批评他说：‘先祖建造的东西，自己却拆掉，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居住’，因为这对百姓没有实际好处；鲁襄公增设三军，鲁昭公又废除，君子赞扬他恢复古制，因为不废除就会损害百姓利益。现在朝廷在伊吾作战、在楼兰屯兵，军队长期不能回家，这不符合天意啊。”皇帝最终听从了杨终的建议。
丙寅日，皇帝下诏：“各地的高级官员要鼓励百姓发展农业和桑蚕业。不是犯了死罪的人，等到秋天再审理。有关部门选拔官员时要谨慎，推荐温和善良的人，罢免贪婪狡猾的人，顺应时令，公正处理冤案。”当时延续汉明帝时期的做法，官吏治政崇尚严厉。尚书处理政务，也往往偏重严苛。沛国的尚书陈宠觉得皇帝刚刚即位，应该改变以前严苛的风气，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古代圣王施政，奖赏不过分，刑罚不滥用。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奖赏过度，也不能滥用刑罚。过去断案严格，是为了威慑惩治坏人；现在坏人已经被制服，就应该用宽厚的政策。陛下即位后，多次下诏让大臣们推行宽厚的政策，但有些官员没有认真执行，仍然用严苛的手段处理政务。审案的人急于用严酷的刑罚让人痛苦，执法的人纠缠于诋毁欺诈、放纵散漫的条文，还有人借公家的事谋私利，作威作福。治理国家就像调琴弦，大弦拉得太紧，小弦就会绷断。陛下应该弘扬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废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罚，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宽广的德行顺应天意。”皇帝觉得陈宠说得很对，之后处理政务都尽量宽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人的军队在柳中会师，一起攻打车师国，攻打交河城时，斩杀敌军三千八百人，俘虏三千多人。北匈奴吓得仓皇逃走，车师国再次投降汉朝。这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想带兵返回。耿恭的军吏范羌当时也在军队里，他坚决请求去营救耿恭。其他将领不敢前往，就分给他两千士兵。范羌从山北出发去迎接耿恭，路上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好不容易才到达。耿恭他们在城中夜里听到兵马声，以为匈奴又来进攻，十分惊恐。范羌在城外远远大喊：“我是范羌！朝廷派军队来接耿校尉了！”城中的人听了，都欢呼万岁。打开城门后，大家互相拥抱，激动得流下眼泪。
第二天，耿恭他们就跟着援军一起往回走。匈奴派兵追击，他们边战边走。这些将士早就又饿又累，从疏勒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死去。到三月时，他们终于抵达玉门关，只剩下十三个人。这十三人衣服鞋子破破烂烂，一个个面黄肌瘦，模样憔悴。中郎将郑众让人给耿恭等人洗澡，换上新衣服，然后上书说：“耿恭率领少量兵力坚守孤城，对抗匈奴几万大军，一年多来，用尽了心血和力气。他们挖山取水，煮弓弩充饥，前后杀伤了成百上千的敌人，最终保全了忠勇气节，没有给大汉丢脸。应该给他们封官赐爵，用来激励其他将领。”耿恭回到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皇帝下令，撤销戊校尉、己校尉和都护等官职，并召回班超。
班超准备启程回国时，疏勒全国上下都陷入担忧和恐慌。疏勒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我们肯定会再次被龟兹灭掉，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汉朝使者离开。”说完就拔刀自杀了。班超走到于阗时，于阗的王侯和百姓们都痛哭流涕，说：“我们把汉使当作父母一样依靠，您千万不能走啊！”他们抱着班超的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本来就想继续完成自己在西域的使命，于是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经有两座城投降了龟兹，还和尉头联合起来对抗汉朝。班超逮捕斩杀了反叛的人，打败尉头，杀死六百多人，疏勒再次恢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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