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唐山。
21日白天，一种异样的气氛开始在这座城市弥漫。
先是市委、市政府的机关干部被紧急召回，各种会议召开，气氛凝重。
接着，街道居委会的干事们接到了上面的紧急通知，开始挨家挨户“宣传防震知识”，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肃，要求大家“清理楼道杂物，规划逃生路线，准备好手电、干粮、水”。
广播里开始反复播放关于地震应急的常识，提醒市民保持警惕。一些工厂接到了减少危险品库存、检查设备的指令。学校虽然没有明确通知停课，但老师们都被要求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
地震的消息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拨动着老百姓的神经。
路南区，小山街道。 老工人赵大柱蹲在自家平房门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听着邻居收音机里传出的广播，眉头紧锁。
他经历过早年的一些小震，对地动有些本能的敬畏。“孩儿他妈，”他冲屋里喊，“把咱那口厚被子、还有过年攒的几斤白面，找个包袱皮包好，放在顺手的地方。”
他妻子从屋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咋了？真要有地动啊？广播里不就说注意吗？”
“让你准备就准备！心里不慌。”赵大柱闷声道，“我瞅着这回，上头像是动真格的。你没见居委会王主任那脸色，跟要上战场似的。”
开滦煤矿，工人宿舍区。 年轻矿工李建国刚从井下上来，就听到工友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可能要地震，让咱们都准备跑！”
“扯淡吧！咱这儿多少年了，能有啥大地震？准是上头瞎折腾。”
“就是，这么多人，往哪儿跑？矿上还出不出煤了？”
李建国没说话，他想起前几天夜里好像听到过一阵低沉的轰隆声，当时还以为是远处的火车。他默默走回宿舍，把攒了几个月工资新买的“梅花”手表和几件好点的衣服，小心地包进一个帆布包里。
也有不以为然的。
路北区，一家国营饭店里。 几个中年男人正喝着酒，话题自然也转到了最近的“风声”。
“听风就是雨！唐山这儿福地，能有啥大灾？”
“我看啊，就是有些人想搞点动静，显摆自己能耐。折腾老百姓玩儿呢！”
“对，该吃吃，该喝喝！真有事，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顶着！”
服务员过来添水，小声提醒：“几位师傅，少喝点，最近不是说要注意安全吗……”
“去去去，小丫头片子懂什么！”一个脸红脖子粗的汉子挥挥手。
相信的，已经开始悄悄收拾细软，叮嘱家人，打听消息。不信的，照样上班、买菜、闲侃，把各种通知和传言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笑料。恐慌像水面的油污，开始不均匀地扩散、聚集，与惯性、怀疑、麻木交织在一起，让整座城市的气氛变得怪异而紧绷。
7月22日，阴
北京的决策在加速。由副总理级别领导牵头的“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坐镇指挥。
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调拨令开始下达。解放军总参谋部、铁道部、交通部、商业部、卫生部等机构进入应急状态。
河北省指挥部在巨大压力下开始超负荷运转。一个个临时安置点被仓促选定——市郊的开阔地、学校的操场、公园、甚至刚收割过的农田。
无数封电报、电话发往周边省市，请求支援帐篷、粮食、药品。征用民用车辆的命令在拟定，铁路部门开始重新编排运行图，准备开设“疏散专列”。
军队的运输团、汽车团开始集结，先头部队携带部分物资和工兵器材，向唐山外围预定集结点开进。
专家组的监测仍在继续，数据依然暧昧不明。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在指挥部高层中持续发酵。李默然和赵启年几乎不眠不休，眼睛熬得通红，声音完全嘶哑，他们知道，每过去一小时，离那个未知的“X日”就近一小时，而疏散数百万人的庞大机器，才刚刚艰难地启动了一部分齿轮。
在唐山，基层的动员力度在加大。街道和厂矿企业开始召开更明确的“防震动员会”，虽然依然没有直接说“马上要大地震，快跑”，但“做好随时应急疏散准备”的要求被再三强调。一些单位开始组织职工家庭签署“紧急情况联系表”，登记家庭成员和可投靠的市外亲友地址。中小学校接到了准备提前放假或组织“野外夏令营”的预备通知。
相信的人更多了，行动也更具体。银行和储蓄所出现了少量排队取款的人。百货商店里手电筒、电池、罐头、饼干等物品的销量明显上升。自行车修理铺忙了起来，很多人来检查车况、给轮胎打足气。通往市外的主要道路上，自行车、人力车、甚至步行带着包袱的身影，在23日这一天，开始零星星地出现。
但也有一些工厂的领导担心生产任务，对动员工人家庭做准备态度消极。
部分基层干部对如此“兴师动众”将信将疑，执行命令打了折扣。普通市民中，抱有“天塌大家死”、“命由天定”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故土难离，对离开家充满抵触。
时间，在紧张的筹备中，滴滴答答地走向7月28日。
指挥部里的气氛已经绷紧到了极限，疏散的巨网已经张开，所有厂矿全部停工，唐山市居民都不允许在建筑物内过夜，全部安置在露天地带，但能否在未知的灾难降临前，将足够多的人拖离险境，没有人知道。
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煎熬与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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