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时期，社会风气逐渐开化，人们对科学的认知也在不断提高。然而，泉州人对七部棺木的迷信却依然根深蒂固，那些灵异传闻就像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尽管如此，在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断敦促下，时任福建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尔瞻和晋江县长吴德露，终于在 1946 年下定决心移葬七部棺。他们深知，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交代。
然而，他们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来自民众迷信的重重阻碍。在当时的泉州，人们普遍认为，这七部棺木有着神秘的力量，任何试图移动它们的人都会遭到厄运的惩罚。这种迷信观念在民间流传已久，深入人心，使得移葬工作举步维艰。
决心下定后，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选择墓址和寻找承建墓地的工人。警察局长王允恭肩负起了这一重任，他四处奔波，寻找合适的人选。
恰好县政府内有一位承包工程的福州木工张承伊，县长吴德露亲自找到他，希望他能承担此任务。张承伊得知此事后，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担忧。他深知这七部棺木的神秘传说，也害怕因此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祸。回家后，他将此事告诉了老婆，老婆极力反对，劝他不要冒险。
张承伊深知此事难以推脱，但又不敢轻易答应。于是，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涂门街关帝庙抽签，希望能从神灵那里得到指引。结果，他抽到了十七签，签诗曰 “田园价贯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看到这样的签文，本就胆战心惊的张承伊更加坚定了拒绝的决心。
专员罗尔瞻得知此事后，反复动员张承伊，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然而，张承伊却死活不答应。最后，罗尔瞻把事先拟好的祭文给他看，文中有 “…… 果有祸焉，惟予之是当……”，意思是日后如有不测，他罗尔瞻独自承担，不会连累他人。在专员、县长及警察局长三方的劝说下，张承伊也为日后生计着想，最后才硬着头皮答应了。
墓地选在了市中山公园内，张承伊提出，建墓纯属义务，工钱分文不取，奉安之日，他还要自备 “三牲” 祭祀。他的这些要求，都是出于对鬼神的敬畏和恐惧，希望以此来避免可能的灾祸。而这些要求，也都得到了满足。
墓地建好了，可出殡安土当日，又一个难题摆在了众人面前 —— 谁来抬棺木呢？警察局长王允恭为了此事，走遍了晋江的五个码头工会。然而，由于工人们迷信至深，都表示过去凡是去抬棺木的人，曾有人立刻就死，现在就算给一万元也没人敢去冒险。结果，没有一个工会敢承担这个任务。
就在王允恭感到绝望之时，他想到了五堡码头工人。五堡码头工人中大多姓刘，而明末清初时，留氏为了逃避清军捕杀，落荒而逃，生者大部分改姓刘，因此留刘原是一家。王允恭找到五堡码头工人，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经过一番劝说，五堡码头终于派出 80 人来抬棺木。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此举纯属义务，不计工钱，但抬棺木时每人要给红布一块系在身上，取个吉利。这个条件虽然有些特殊，但也是工人们为了寻求心理安慰，避免灾祸的一种方式。王允恭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至此，抬棺一事才总算有了着落。
移葬七部棺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从决心移葬到最终完成，每一步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因为有了罗尔瞻、吴德露等有识之士的坚持，以及张承伊、五堡码头工人等普通人的勇敢担当，这跨越了三百多年的等待，才终于画上了句号。留府埕的七部棺，也终于得以入土为安，回归大地的怀抱。
1946 年的那一天，阳光洒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然而，在花巷留府埕，气氛却格外凝重。送殡的队伍缓缓前行，宛如一条哀伤的长龙，从许厝埕出发，沿着中山路，向着中山公园行进。
队伍中，专员罗尔瞻神情庄重，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不仅是完成一次移葬，更是在为历史画上一个句号。史学家吴手持祭文，那篇饱含深情的祭文，仿佛穿越了时空，诉说着留起春一家的忠诚与坚守 。晋江各界人士纷纷赶来，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敬畏和感慨。留氏后裔们更是怀着沉痛的心情，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让祖先的英灵得以安息。
沿途，观者人山人海，人们默默地注视着送殡队伍，心中充满了对逝者的敬意和对这段历史的感慨。那七部棺木，在历经了 300 多年的风雨后，终于踏上了最后的旅程。
墓地坐东朝西，高大的花岗岩墓碑上，刻着 “忠烈七棺墓” 五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这五个字，不仅是对留起春一家的铭记，更是对他们忠诚与抗争精神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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