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崇安站在礼部门前，风卷着落叶在他脚边打转。
他盯着地面许久，忽然开口：“明日早朝，我要递折子。”
身边幕僚一惊：“大人要奏设‘正音司’？”
“非设不可。”他声音低沉，却带着铁锈般的狠意，“《太平引》是天子亲定的安民之乐，如今却被那些俚曲童谣玷污成反骨暗号。再不管，百姓听的就不是宫中雅乐，而是谋逆的鼓点。”
幕僚迟疑：“可民间传唱已成气候，若强行禁绝……怕激起民怨。”
“那就不是禁，是‘正’。”郑崇安冷笑，“礼乐教化，自古由上而下。我请旨设立正音司，统管全国音律教化，凡不合《太平引》十二律者，皆为淫声邪调，官不授谱、市不得售、民不得习。从根上断了他们的声路。”
消息当夜传出，如同寒潮席卷大地。
沈琅在正音局密室中读完线报，指尖轻轻敲击桌面，节奏如雨滴落瓦。
她没有怒，也没有慌。反而笑了。
“他们想定一个声音？”她低声自语，“那我们就换一种声音活着。”
三更时分，一道密令随飞鸽南下：所有哨师即刻改奏《救苦调》变体——旋律与《太平引》近乎相同，宫商角徵羽严守官方律制，连乐官都难以辨伪。
但若用共振纸测试，其中暗藏一组逆行音阶，正是《太平引》中被删去的“庶民泣”段落。
更妙的是，《救苦调》本就是民间丧仪常用曲，名正言顺，无法禁止。
不过五日，北地寺庙晨钟暮鼓间夹杂此调；江南茶楼说书配乐悄然更换；甚至连街头卖艺的盲人也开始拉起这段哀而不伤的胡琴。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击来自宫墙之内。
一名老太监每日清晨扫净阶前落叶，竹帚刮过青石板，发出沙沙之声。
有孩童听了有趣，回家哼给母亲听。
母亲记下旋律，请私塾先生记谱，竟发现其节奏暗合《救苦调》变体第三章！
此事迅速发酵，民间乐人争相录下各种日常声响——井绳绞动、柴刀劈木、妇人捶衣，一一谱成曲，题曰《帚鸣录》《井响集》《捣练谱》，公然刊印流传。
有人笑称：“如今连风刮墙缝都有政治立场了。”
崔明瑜拿到《帚鸣录》时正在编校新一期《民声志》。
她翻了几页，忽觉眼热。
这些声音原本属于尘土，无人倾听。
如今却被拾起、记录、传唱，成了另一种语言。
可就在这股声浪高涨之际，各地急报送来：《民声志》百余个代售书肆突遭税务稽查，账簿被封，主事者传唤问话，罪名五花八门——“漏缴契税”“字号未备案”“囤积违禁刊”。
显然是冲着禁声而来。
她坐在灯下，久久未动。
良久，她提笔写下一行字：“既然不让卖，那就免费送。”
随即召集通讯员，拟定“百城共读行动”——每城推选一名平民读者，在衙门前公开朗读当期文章。
不带旗帜，不聚人群，只一人一杖一书，诵于众目睽睽之下。
首日在应天府，选的是一名盲眼老妪。
她拄着竹杖立于府衙前，苍老却清晰的声音缓缓响起：“昔者圣人设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有司以税为刃，割民耳目，岂非背道而驰？”
围观者越来越多，官兵环立却不敢上前。
次日在洛阳，是一位书院厨娘。
她一边揉着面团，一边背诵《乡议赋》节选：“民之所言，虽糙而真；官之所禁，未必为正……”
面团落下，掌声响起。
第三日，杭州船夫在码头诵读；第四日，徽州绣娘于绣坊外轻吟；第五日，边陲戍卒在烽火台下高声念出“言路不通，则国脉将竭”。
七日后，百城齐声。
声浪如潮，拍打在每一座衙门前，也拍进了紫禁城深处。
赵砚舟是在交接前两日得知自己将被调离勘误局的。
上司语气和缓：“你这些年辛苦了，换个清闲差事，养养身子。”
他明白，这是警告，也是驱逐。
但他没争辩，也没求情。
反而召集几名心腹下属，闭门三日，编纂出一本《近三十年诏令自相矛盾辑要》。
书中不分褒贬，仅列事实：某年春旨意减免江南赋税，同年秋又以“补库”为由加征三成；某月诏书褒奖直言敢谏之臣，隔月同一人因上书获罪下狱……百余条政策反复，出处详实，引用公文编号精确到卷册页码。
抄本不多，仅三十册。
却精准流入都察院御史案头、翰林学士书房、乃至东宫讲读堂。
数日后，一位年轻御史拍案而起：“我们天天驳回民间奏疏，说其‘前后不符’，可朝廷自己的话都对不上！”
太子私召赵砚舟问策，他只低头答了一句：“臣所做，不过是把皇上说过的话，摆在一起。”
此时，萧澈正卧于王府东厢。
窗外雨未停。
他听完了暗卫关于“正音司”“百城共读”“诏令辑要”的汇报，唇角微扬，咳出一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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