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后的第十日，天未亮透，京城的巷陌仍笼在一层薄霜里。
风停了，雪也歇了，可寒意却比前几日更沉，压得人喘不过气。
但这一夜，城南、城北、城西的街坊小院里，灯火竟迟迟未熄。
不是官府许的灯，也不是书院开讲的夜读——是百姓自发围坐在炉边，一人一段话，一句一段事。
没有铜哨，没有竹简，甚至连纸都不用。
他们只用嘴说，用心记，把那些曾登过《民声志》的冤情灾案，一桩桩讲出来。
有个老农坐在自家灶台旁，手捧粗碗热汤，声音低哑：“三年前那场大水，堤坝早裂了口子，可县令不许报雨情，说‘妄言天灾者斩’。我儿跑去省城递状子，半路被截回来，打残了一条腿……后来汛期一到，整个村子都淹了。”
旁边一个妇人抹着眼角：“这不就是我娘家的事？那年《民声志》登过一篇《七村淹册》，写的就是沿江七村没人管……我当时还不信，以为是瞎编的，现在才明白，人家早替我们喊过冤了。”
茶肆角落，盲眼说书人拄着竹杖，嗓音沙哑如磨石：“今夜不说传奇，不说忠良将，就说一件真事——幽州工役案。三百民夫修渠，冻死十九人，监工却报‘病故’。有个小子临死前写了封信，藏在鞋底，靠一只铜哨传到了城里……信上只有四个字：‘我们冷’。”
底下有人抽泣，有人攥紧拳头。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可每一场“口述夜”结束时，总会有个孩子怯生生地问：“娘，这些还能不能登报？”
大人沉默片刻，摇头：“现在不能了。”
孩子又问：“那以后呢？”
没人回答。但那一双双眼睛里，已不再只是恐惧。
消息传到七王府时，崔明瑜正在整理旧档。
她听完探报，指尖顿住，抬眼望向窗外檐下挂着的那只铜哨——它静静悬着，纹丝不动，仿佛连风都不敢惊扰。
她轻声道：“他们不再等我们发声了。”
苏锦黎站在廊下，一身素色深衣，发未全挽，只用一根木簪别住。
她望着那枚铜哨，听见的是千家万户的低语，是无数个夜晚未曾熄灭的灯火。
她忽然笑了，很轻，像风吹过枯叶。
“这才算真正活过来的声音。”
她转身回房，取来一张桑皮纸，铺在案上。
纸上无字，但她仿佛看见了万千笔迹正从民间浮起，汇成一条无声奔涌的河。
与此同时，赵砚舟换了身布衣，混入城南一家不起眼的茶肆。
他是奉内阁密令而来，查“口述夜”是否为王府煽动之举。
若属实，便可定性为聚众惑民，一举铲除余患。
他坐进最偏的角落，点了一壶粗茶。
台上盲人正讲到《灾音录》中一则旧案——某县令隐瞒旱情，强征秋粮，致饥民易子而食。
台下一名妇人忽然失声痛哭：“这是我娘！她临死前就这么喊的！你们怎么都知道？”
赵砚舟心头一震。
他本想记下几句“煽动言论”好交差，可听着听着，竟提不起笔。
这些人没有旗帜，没有名录，甚至不知彼此姓名。
他们只是记得，只是愿意说出来。
次日清晨，他独自上奏，仅寥寥数语：“民声如野火，不在册中，在心里。”末尾附议一条——建议将“口述传承”纳入乡学考评，以助记忆延续。
奏折递上去那一刻，他自己都怔了片刻。
他知道，这不是任务的完成，而是立场的转移。
而在城东几处学塾外，沈琅派出的眼线早已盯了三天。
宫中便衣吏员每日巡查，手持小册，记录孩童吹奏的哨曲是否“合规”。
起初还警惕异常音律，后来发现全是节气歌谣，什么“春分燕来鸣”“谷雨雷初响”，便松了口气，上报“无异常”。
但他们没听出，这些看似寻常的旋律，每个起音都暗合《缄言录》中受害者的姓名首音——李、王、陈、吴……七十二个名字，藏在二十四节气的曲调里，循环往复，如影随形。
当最后一段“冬至阳生”响起时，王府地窖深处，三十六口磁瓮同时共振，将分散的音律还原成完整的密码陈情。
萧澈听完暗卫汇报，倚在暖阁窗前，唇角微扬。
“他们查调子，我们藏名字。”
他说得平静，眼里却有锋芒闪过。
这几日，朝堂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
皇帝虽允《民声志》续办，却加了“御览备案”之限，分明是试探与牵制。
而三阁老接连称病不出，反倒是几位年轻御史跳得厉害，频频弹劾“民间妄议朝政”。
苏锦黎知道，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博弈，不在庙堂争辩，而在人心如何安放。
这一晚，她独自登上言亭。
雪花又落了下来，沾在亭柱“言路有生”四字上，像是为它们覆了一层薄纱。
她伸手抚过那个“生”字，指尖传来熟悉的温润——那是无数双手摩挲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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