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之后，暑气渐起，京中却吹着一股清冽的风。
太学门口那座用青竹与白布搭起的“万民立法台”，已在烈日下矗立三日。
竹棚四角悬着陶铃，随风轻响，像在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开口。
韩霁不设高台，只坐于地，面前铺开一张大纸，炭笔横陈。
百姓排成长队，有老农拄拐递上“官仓验粮须三人同入”之议，有寡妇颤声写“妇人立契当有证人署名”，也有孩童蹲下，在纸上一笔一划描出：“说谎官要挂陶片。”
那孩子不过七八岁，衣衫洗得发白，炭笔断了两次，仍不肯走。
韩霁问他为何反复写这一条，他仰头答：“我爹被税吏骗过。他说挂陶片，大家就会记得。”
韩霁心头一震。
当晚，他在灯下整理建言，两千余条逐一归类：赋役、田土、刑狱、妇孺、赈灾……每一条旁，都附上拾遗亭中对应的陶片拓本——那是百姓用泥土与血泪封存的证据。
江南水患那年，官府上报“颗粒无损”，可陶片上刻着一个名字和半句“粮换沙”。
坟地强占案里，判决书说“自愿让地”，可拓本背面是老人口述的哭诉：“他们烧了我的屋梁，说风水压了贵人。”
他将整套册子编订成卷，封面不题官名，只墨笔写下四个字：“非妄语，乃初心。”
次日清晨，内阁几位大学士打开案卷时，皆见此册静静置于公文之上。
有人皱眉欲斥，却发现连自己家中幕僚都在翻阅。
午后，街头茶肆已有人背诵其中条款，更有学子抄录张贴于国子监照壁。
萧澈在王府窗前听柳知秋禀报此事，指尖轻轻叩着砚台。
果然，礼部暗令司礼监查禁民间聚议，称“庶民妄议朝政，动摇纲常”；刑部几位老吏冷笑：“陶片也配作凭据？不如拿童谣判案。”可萧澈不动声色，反命崔砚铭以国子监祭酒身份发布策论试题：“若今法与贞元教训相悖，当守法乎？守义乎？”
考场肃静，笔落如雨。
三日后答卷呈送御前，皇帝翻看良久，忽而抬眼问萧澈：“这些学生，怎么处处引用《拾遗录》？那不是野史杂记么？”
萧澈跪坐垂目，声音平缓：“回陛下，野史未必虚，正史未必真。如今学子所引，并非文字，而是人证、物据、民声。他们问的也不是能不能改法，而是——什么才算公正。”
皇帝沉默良久，终将试卷留中不发。
但风向已变。
沈砚舟接到消息后，当即在独立修史院内设庭，举行“模拟重审”。
选的是十年前轰动一时的宗室夺田案：昌平伯强拆三十七户农舍，百姓告状十年，最终因“地契完备”败诉。
当年主审官如今已是刑部要员，冷笑观战，以为不过是书生演戏。
庭审开始，传统律法官依例出示地契文书，断言交易合法，无可指摘。
轮到拾遗证据团时，程砚秋起身，从箱中取出三地拾遗亭保存的物证：一块焦黑的屋梁残片，上面刻着“王家老宅，永不起拆”；一组陶契，记录每户搬迁前的土地丈量数据；还有十一段口述录文，由当年逃亡者亲述强拆过程，其中一人，正是如今在城南教书的老秀才。
“我们不要求推翻旧判。”程砚秋立于庭中，目光扫过众人，“我们只想证明——真相从未消失，只是被盖住了。”
庭下鸦雀无声。
最后，士子们匿名投票，结果揭晓：九成支持拾遗判决。
沈砚舟站起身，面对满堂官员，朗声道：“自今日起，修史院所存口述、陶契、物证，可作为庭辩参考依据。若有异议，欢迎来辩。”
无人应声。
刑部尚书抿紧嘴唇，却终究未阻。
因旁听席上，都察院监察御史程砚秋正执笔疾书，记录全程。
权力的天平，正在悄然倾斜。
数日后，苏锦黎巡行拾遗亭，见一老妇带着孙子前来留言。
孩子不会写字，便请人代笔：“我想上学。”苏锦黎蹲下身，问他为什么想读书，孩子小声说：“我会打陶铃节奏，老师说那是信火，不能灭的。”
她心头微动，抬头望向记忆塔方向。
阳光落在碑墙上，映出密密麻麻的名字，像无数未曾熄灭的星火。
原来他们早已不再等待恩赐。
他们自己点燃了光。
夜深，王府书房灯火未熄。
萧澈执笔批阅各地奏报，忽闻窗外铃声细细。
他抬眸，见苏锦黎立于廊下，手中握着一片新制陶片，上面只刻二字：“觉醒”。
“韩霁的册子，沈砚舟的庭辩，都不是我们推的。”她走进来，声音很轻，“是民间自己长出了骨头。”
萧澈凝视她片刻，忽然笑了。
“火种不用捧着，”他说，“它自己会跑。”
风穿庭院，檐角铃响不绝。
而在城西一处幽静别院，谢云澜正坐在灯下，手中摩挲着一枚小小陶铃。
窗外月色如霜，她久久不语，只是将铃轻轻放在案头，又取笔蘸墨，在纸上写下一行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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