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初的风还裹着残冬的寒意，吹过国子监青瓦檐角时，卷起几片未扫尽的枯叶。
天光微明，一名书吏推开东厢讲经堂的门，忽见案上多了一叠纸，墨迹犹润，标题赫然刺目：《拾遗非史论》。
他只扫一眼便变了脸色。
不到一个时辰，这篇文章已悄然传遍太学内外。
有人拍案而起，有人冷笑附和，更有世家子弟在廊下朗声讥讽：“区区百姓口述，也配称史？不过是怨魂野语，汇成一册煽动之书！”
然而崔砚铭只是坐在副监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啜了一口茶。
他将那篇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三遍，提笔批了一句：“可为策论题。”随即命人誊抄百份，发往各斋舍——“试辨《拾遗录》真伪，须引三方证据：官档、物证、民述。”
消息传出，满城哗然。
有人笑他助纣为虐，也有人暗中窥探他的立场。
唯有他知道，这一考，考的不是学问，是人心。
三日后阅卷毕，崔砚铭独坐灯下翻看答卷。
起初尚有学子引经据典，搬出前朝体例驳斥《拾遗录》不合礼制；可越往后看，笔调渐变。
一名寒门生竟附上祖父亲笔手札，记的是贞元十六年腊月十七夜，村中如何被围、火起何处、谁喊出第一声“投降”。
另有一人携来拾遗亭陶片拓印，比对兵部旧档中某支运粮队名录，指出其中三人实为同乡，却在官方战报中“全员阵亡”。
最令他动容的，是一枚按在纸角的红手印。
那学生写道：“先祖幸存于南塘焚村，临终前唯一所求，便是将名录入拾遗亭。此印非我所留，乃其枯手蘸朱砂自按于家训之上。今以此应试，非为功名，只为一句——我们没忘。”
崔砚铭闭目良久，提笔写下呈报标题：《民心即考卷》。
与此同时，西市街头锣鼓喧天。
落第举子赵砚之立台高呼，身后横幅大书“真史擂台”四字。
他扬言：“拾遗录通篇荒诞！若有谁能举出确凿伪证，当场赠银百两！”围观者窃议纷纷，不少人已准备哄笑散去。
但第三日清晨，擂台前却排起了长队。
第一位登台的是曾驻守北境的老兵，颤巍巍解开衣襟，露出胸前一道焦疤：“那夜我在驿道押送军粮，亲眼见车队被拦，文书官当众烧毁名册。火光里，我看清了领头那人腰牌上的‘刑’字。”第二位是运河老船户，掏出半块刻着编号的木牌：“我家三代撑船，那天夜里奉命清河尸，捞上来七十三具，全是绑着手的平民。可后来上报，说‘流寇作乱，剿灭无遗’。”
人群寂静如死。
直到一位盲眼老妇拄杖而来，在众人惊疑中缓缓开口：“我不识字，也不记得年月。但我记得那个声音——每到子时换岗，宫里的陈公公总要咳三声，像破风箱一样。那晚他在焚村外传令，我躲在柴堆后，听得清清楚楚。”
她顿了顿，低声说：“他还说，‘谢大人说了，一个活口不留。’”
台下骤然骚动。
连赵砚之本人也面色煞白，悄然退入人群，再未现身。
当晚，茶馆酒肆间流传一句话：“原来最真的史书，长在老百姓嘴里。”
数日后，大理寺升堂审理首例“司法溯源令”申请案。
被告之父曾是焚村行动军官，其子欲以“执行命令”为由申请除罪。
沈砚舟亲自主审，请出昌平县拾遗亭保存的一段口述影像——画面晃动，火光映照下，一位母亲抱着一只烧焦的童鞋泣不成声，念着孩子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法官转向被告，声音冷峻：“你父亲坚称当日‘无人生还’。可这位母亲活到了今天。你说，是谁在撒谎？”
旁听席上，一名年轻士子猛然起身，手中辩词稿撕成碎片，随风飘落如雪。
新政之势，已非笔墨所能阻。
而在王府深处，萧澈倚窗而立，手中正翻阅崔砚铭呈上的《民心即考卷》。
苏锦黎站在一侧，指尖轻点其中一页：“他们终于明白，历史不再是胜利者的独白。”
“也不是我们的。”萧澈低声道，“是千千万万不肯闭嘴的人，一句一句说出来的。”
苏锦黎望着窗外渐暖的日光，忽觉一丝异样。
她唤来柳知秋：“近日可有异常奏疏流入礼部？尤其是关于乐制修订的？”
柳知秋迟疑片刻：“倒是听说，春社将至，礼部拟重修祭祀乐谱……据说是为了‘正音律’。”
苏锦黎眉心微蹙，未再多言。
但她记得，十年前那个雨夜，信火鼓点是如何在暴雨中断续响起，又是如何引导最后一批逃难者躲过追杀。
那节奏，从来不只是仪式。
当晚，她在书房密函江南织造局一位旧匠人，只写了一行字：
“请查近三十年春社乐谱原档，尤重鼓节编次。”没人点火，灰里自己烧了起来。
苏锦黎的手指抚过那块粗糙的木牌，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歪斜却用力，像是从泥土里挣扎而出的根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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