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机器的轰鸣、人力的搅动、液体的循环流淌中，时间一点点过去。池子里的红薯浆液在反复过滤中，体积似乎减少了一些，颜色也似乎变得更加乳白纯净。终于，大人们觉得过滤得差不多了。他们停止了添加新的浆液，也停止了循环过滤。池子里剩下的，就是相对纯净的红薯淀粉浆液。
接下来是静置。粉坊里喧闹的机器声和人声渐渐平息下来。大家需要等待。吴普同跟着父母回家吃饭、休息。半天之后，当他们再次回到粉坊时，池子里的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了。
池水变得异常清澈，像井水一样透明。而在池底，沉淀了厚厚一层细腻、湿润的灰白色物质！像凝固的、柔软的石膏，又像巨大的、沉静的白色奶酪。这就是红薯淀粉坨。它安静地躺在清澈的水层之下，宣告着之前所有辛苦劳作的成果。
各家开始“起粉”。吴建军下到池子里（池水已事先被舀掉大部分），用铁锹小心地将那大块的、颤巍巍的灰白色淀粉坨铲起来，装进带来的大盆或口袋里。它质地细腻，却异常沉重。
带着这沉甸甸的收获回到家，工作还没结束。这湿漉漉的淀粉坨需要弄成小块，摊在干净的席子或簸箩里，放在院子里通风向阳的地方晾晒。吴普同帮着母亲，用手小心地将大块的淀粉坨掰成更小的块，或者用刀切成片。晒干后的淀粉块变得坚硬、洁白，轻轻一捏就碎成粉末。这就是最终的红薯粉面，细腻如雪，带着淡淡的红薯清香。
母亲李秀云小心地将这些洁白的粉面收进瓦罐或布袋里，藏好，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笑容：“留着过年灌肠用。” 吴普同知道，这白花花的粉面，是制作过年时那美味香肠（灌肠）的关键原料，是清贫日子里对年节最殷切的期盼之一。
而那些预留出来、准备储存鲜食的红薯，则需要一个安全的“冬眠”场所——地窖。挖地窖，是入冬前另一项重要的家庭工程，通常选在自家临街的院墙外边，方便出入，也避免占用宝贵的院内空间（有时也在院内角落）。吴普同虽然年纪小，但挖地窖这活儿，他却是家里的“老帮手”了，因为父亲说旧地窖储存的红薯容易烂，每年几乎都要挖新的。
选好位置（通常是土质紧实、地势稍高不易积水的地方），吴建军用铁锹在地面上画出大约一米左右的圆圈。开挖！父亲是主力，他挥舞着沉重的铁锹和洋镐，将一锹锹、一镐镐的泥土挖出来。吴普同的任务是“清土”。他用一个小号的铁锹，或者直接用手，把父亲挖松的泥土扒拉到一边，堆成一个小土堆。泥土的气息，潮湿而带着凉意，扑面而来。
洞口越来越深，很快就超过了吴普同的身高。父亲跳进坑里继续挖，吴普同就趴在洞口，探着小脑袋往下看。坑里光线昏暗，只有洞口透下的天光，映照着父亲在尘土中奋力挥动工具的身影，只能看到他沾满泥土的脊背和不断扬起的铁锹。泥土被不断地抛上来，落在洞口周围。
当竖直向下的坑挖到大约两米多深，接近三米时，父亲开始在坑壁的一侧（通常是背风向阳的一侧）挖掘横向的侧洞。这就是储存红薯的“洞府”。侧洞的大小和形状，完全取决于需要储存红薯的数量和父亲的规划。吴建军会小心翼翼地挖掘，尽量让洞壁光滑，顶部呈拱形，这样更稳固。吴普同趴在洞口，听着下面传来沉闷的挖掘声和父亲粗重的喘息，看着一筐筐泥土被父亲用绳子拴着，由母亲或者他自己费劲地拉上来倒掉。
侧洞挖好后，还需要在洞底和洞壁铺上一层干燥的麦秸或稻草，作为保温防潮的“褥子”。最后一步，是将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红薯，小心地、一层层地码放进侧洞里。码放也有讲究，不能太挤，要留有缝隙透气，防止闷热腐烂。
当地窖装满红薯，洞口会用厚重的木板（有时是废弃的门板）盖住，木板上再压上厚厚的泥土、秸秆甚至破棉被，只留一个很小的通气孔。这样，一个简易却有效的天然“冰箱”就建成了。它能抵御外面凛冽的寒风，保持地窖内部相对恒定的温度和湿度，让红薯在里面安然度过漫长的寒冬，直到来年春天，甚至更久。每次需要取红薯时，就掀开盖板，吴建军会顺着梯子下去，或者用绑着钩子的长杆把红薯勾上来。
当最后一块泥土盖好，吴建军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看着那个不起眼的、被覆盖好的地窖口，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有了这些窖藏的红薯，有了那些晒干的红薯片和磨好的红薯粉面，还有那罐珍贵的红薯粉面，一家人心里仿佛就多了一份对抗寒冬的底气。红薯，这种其貌不扬的块茎，就这样完成了它从泥土中来，经过无数道辛劳的手工，最终又回归储存（鲜薯）或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粉面、干片）以维系生命的轮回。吴普同看着父亲沾满泥巴的裤腿和手上磨出的水泡，看着母亲小心藏起粉面的动作，再望望那个新挖的地窖口，小小的心灵里，对“粮食”二字的分量，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带着泥土和汗水气息的理解。这理解，无关书本，却深刻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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