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郎配铁犁”的童谣,如同春风野草,迅速传遍了永安县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陈启明、李秀川等书生以农具为聘,与农社女子缔结新式婚姻的事例,不再是孤立的奇闻异事,而是逐渐成为一种被讨论、被审视,甚至被部分年轻男子悄然效仿的“新风尚”。这股风潮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停留在婚恋层面,更悄然渗透至更深层的性别角色与家庭分工观念之中。
以往,若论及男子,尤其是读书人或家境尚可之家,评判标准无非是“学而优则仕”,或至少能打理家业、继承田产。至于洗衣做饭、缝补收纳等“中馈”之事,向来被视为妇人之职,男子沾手便是“没出息”、“辱没门风”。然而,巾帼农社女子展现出的独立性与对家庭的贡献,以及那“夫妻同心约”中隐含的对男子尊重、平等甚至“实用”的要求,使得一些有心求娶农社女,或开始反思传统婚姻模式的男子,开始意识到,仅凭几句诗文或空泛的家世承诺,似乎已不足以打动那些能纳粮、能织布、心中有“稼穑娘娘”的姑娘了。
就在这微妙的氛围中,一个让许多老派人士瞠目结舌的新鲜事物,在赵家屯悄然出现了——“夫郎讲习班”。
这讲习班的发起,并非农社官方组织,而是源于几位已与农社女子定亲,或正在积极争取的年轻男子的自发需求。领头者正是李秀川和张远。他们与农社女子接触日深,愈发感到自身除了笔墨之外,于实际生活技能几乎一窍不通,将来成家,难道真要“君子远庖厨”,事事仰赖妻子?这与“同心垦人间”的誓言,似乎相去甚远。且他们隐约察觉到,农社女子私下评判男子时,除了品性学识,是否“顾家”、“体贴”、“能做实事”,也成了重要的考量标准。
于是,李秀川几人商议后,鼓起勇气,找到王二婶和几位农社中年纪稍长、性格温和又手艺精湛的婶子大娘,恳请她们能在闲暇时,指点他们一些基本的家务技能。王二婶初闻此请,也是愕然失笑,但见几人态度诚恳,想到女儿新阳婚后与陈启明相互扶持的情形,再思及社内姐妹们的未来,心中一动,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便与赵小满商议。
赵小满闻之,只略一沉吟,便道:“他们既有心学,教教也无妨。女子能耕田织布,男子学些缝补炊爨,亦是常理。只要不耽误正事,由他们去便是。”得了社长首肯,王二婶便应承下来,利用午后或傍晚的闲暇,在屯中一处闲置的仓房内,简单布置,这“夫郎讲习班”便算开张了。
消息不胫而走,最初只是李秀川、张远、王瑾等寥寥数人,很快,又有几位镇上的、乃至邻屯的年轻男子闻讯加入。他们或是心仪某位农社女子,或是家中已开始按新礼商议婚事,或是单纯对此感到好奇,想来看看风气。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镇上米商刘家的独子——刘丰年。
刘家虽不算顶级富户,但在镇上也是殷实人家,有铺面有田产。刘丰年自幼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富户子”,平日里只知读书玩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遑论家务。他原本的婚事,家里早有计划,欲与另一商户联姻。然而,近来看多了农社女子的风采,又听闻陈启明等人的事迹,竟对家中安排的庸脂俗粉失了兴趣,鬼使神差地,对农社一位负责账目、眉目清秀又行事干练的姑娘青蔓,生了爱慕之心。
几番打听,知悉青蔓姑娘颇看重男子是否“务实”、“知冷暖”,又听闻这“夫郎讲习班”之事,刘丰年挣扎再三,终于放下少爷架子,瞒着家人,偷偷摸摸地加入了进来。
于是,在这间略显简陋的仓房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幅奇景:一群穿着长衫或短打的年轻男子,围坐在王二婶和几位农社婶子周围,笨拙地拿着针线,学习如何缝补衣衫上的破洞;或是站在临时垒起的灶台前,手忙脚乱地学习如何生火、淘米、熬煮一锅最简单的米粥。
“哎哟!刘少爷,线不是那么纫的!”
“张相公,火太大了,粥要糊底了!”
“李秀才,你这针脚……啧啧,比我家三岁娃子爬得还歪斜!”
婶子们爽朗的调侃声、男子们窘迫的讪笑声、以及偶尔因成功而发出的轻微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李秀川等人学得认真,虽动作生疏,但态度端正。最惹人注目的刘丰年,初时简直是笑话百出,拿针像持戟,淘米洒半盆,被烟熏得眼泪直流,引得众人暗笑。但他为了心中所慕,竟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几日下来,虽依旧笨拙,却也能勉强将线穿过针眼,熬出的粥虽称不上香糯,至少不再半生不熟或焦糊难闻。
这“夫郎班”的存在,自然引来了不少非议与嘲讽。镇上一些守旧之人闻之,嗤之以鼻:“简直是斯文扫地!男子汉大丈夫,竟学妇人勾当,成何体统!”刘丰年的父亲刘员外得知儿子竟跑去学煮粥缝补,气得差点动用家法,痛骂其“不肖”、“被妖风迷了心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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