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变化，竟至于斯！”宋襄公慨叹，复有思索，徐徐言道:“是矣，彼时，重耳身侧，贤人良多，若得归国，各居其位，加之晋国地广人稠，确可以为伯矣。惜哉，天不假人，吾无福见之。”
司徒博彦笑道：“有人云:‘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公若能坐而思，举而明，亲而众，任而贤，约众行，蹈众利，未尝不能垂拱治，天下兴，无愧于宗祠！”
宋襄公蹙眉，反思晋文公事，有以言道：“仙师之意，我已了然，然则欲请外人于此，何人可胜之？”
当得其时，春秋中期，所有卿相，大多为公子之家，世袭罔替。所谓公子，历代君主之后裔也，把持卿位，势力强大，正则辅助国政，反则相冲相杀，祸患之事，不时起于其间。所谓贤人，也大多于其中筛选，极少有外人担任，故宋襄公有以顾虑，亦为平常。
司徒博彦明其疑虑，遂答道：“宋起于商，经周而至于今，礼之天下也。周礼所在，自然亲亲我我。公若允之，后世有贰人，不离宋亲而有贤名。吾试举之，公自察之。”
闻言，颜色稍霁，宋襄公应道：“果然吾国后人，尚可授之。仙师烦请说来。”
见襄公允，司徒博彦回道：“公可记得大司马孔父嘉乎？”
“孔父嘉？穆公之大司马？华督斩而迎庄公？”并未思索太久，宋襄公直言。
“是矣，其孙畏华氏之威而离宋就鲁，再后贰代，得孙名孔仲尼，此一人也。以‘仁礼’而着名于世。其后世弟子扬其名而创教，命之为儒，历经千年不衰。彼亦更为强大，至于至圣。公因‘仁’而贻笑后世，敢教其人而正己身乎？”
“此人吾已知之，另壹人何也？”宋襄公色赧，转话说道。
“其人二，名曰墨翟，乃左师目夷分支后裔，然间隔已远，贫民出身，尝为宋国大夫，不容而后适鲁，先学儒而后创墨。尚贤非攻，近国民而善组织，讲信义而忘生死，尝止楚攻宋，于吾宋有大功，其学显于后世贰百载，当其时，不逊于儒。”
闻得司徒博彦引荐，宋襄公略有意动，复问道：“如此皆为贤人，不妨虑之。然则敢问仙师，后世绵绵，贤良济济，独何荐此贰人？”
司徒博彦叹曰：“道之煌煌，弗能御之。吾今止七岁，法力乏亏，以此时为基，辅以家国血亲脉络，后世可至者，止贰百载，余者力不逮也！另此二人，曾到访宋国，时空留影，更利延请。”
宋襄公乃有所定，言道：“既如此，如何延请，年岁几何？名分如何？”
司徒博彦回道：“余近日亦再筹谋，如无偏差，孔仲尼年约六十，墨翟年约四十，正当其适访吾宋之年。至于名分，较为棘手。若延请得人，吾意以外乡客卿，假籍而录，自成家族，许之贵卿，荐以执掌，从事公事。不知公意下如何？”
宋襄公缓缓回道：“此事吾当虑之，或需与目夷和公孙固相商无碍方可。有此贰人相辅，更利说服公子荡和公子鳞；如果肆人皆可，此事可成。剩余公孙郑，乐甫术和华家三家，应无害于事。”
司徒博彦颔首应之，回曰：“既如此，且待公信，吾往而邀之。”
PS:仅个人理解，作为本文架设的依据。不算科普。
在本章中，右师和太宰的权利，有所削弱，右师安排处理宗族内部事务了。太宰抢了一部分祝宗的权利，默认成祝宗的上级领导（祝宗是主持祭祀祈祷的官员）。剧情安排，并非史实。
宋国是周朝灭商后，于商故地，立微子启为君而复国的，用来保留商朝祭祀。所以宋国的一些制度，延续商朝，和同期周朝的其他诸侯国有以差异。
太宰是西周设立的百官之首，到春秋中叶，地位下滑，在各诸侯国的称谓和重要性也有不同。
宋国保留了商朝“师”为卿位，管理国家的模式。历代宋国，设立了六个或者九个不等的“师”来管理国家。宋襄公时期还是“六师”，后期君主，曾经增加到“九师”，多为历代公卿势力庞大而被迫设置。太宰之位，有时也因某个公卿势力庞大而跃居首位，压制“六师”。
左师、右师、司马、司寇、司徒和司城，为平行官职，都直接受君王管理。根据任职人的威望、亲近等因素，由君王选择一位做“执政卿”，并未固定。
左师和右师管辖内容并无太大区别，依据君王安排。（类似左右丞相分工）
司马管军事打仗，另外军队所需赋税，也有发言权，类似兵部尚书。
司寇管刑法和捉拿罪犯，类似刑部尚书。
司徒管民政，类似户部尚书。
司城管工程建设，类似工部尚书。
太宰负责典籍礼仪祭祀等工作，类似礼部尚书，原为百官之首，春秋时期重要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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