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议既决，政令遂行。最先动起来的是舆论机器。
《长安报》社接到宫中直接传达的谕令，不敢有丝毫怠慢，总编亲自挂帅，抽调最精干的采编人员，与杜远指派的熟悉政策的吏员以及数位擅写通俗文字的翰林待诏，组成专项小组。
不过三五日，一系列重磅专题文章便以空前的力度和篇幅，连续数日占据《长安报》头版及重要版面。
这些文章彻底摒弃了公文奏疏中常见的晦涩古语与骈俪句式，采用市井白话、乡谈俚语，辅以生动的比喻和设问，将复杂的均田政策转化为百姓易于理解的道理：
“父老乡亲们，你可知道朝廷要办一件关乎咱每家每户吃饭穿衣的大好事？这叫‘均田新政’！
可不是前朝那些打家劫舍的‘均贫富’，是让每个身强力壮的男丁，都能按照朝廷定下的、公平公正的规矩，名正言顺地获得自己该种的那份田地！”
“这田分两种：一种叫‘永业田’，就像你家祖传的宅基，好好种，传给儿子孙子，朝廷承认是你家的！
另一种叫‘口分田’，是朝廷按丁口给你种着吃饭的，等你老了干不动了，或者人不在了，朝廷再收回去分给新的劳力。只要你不去偷偷违法买卖，这口分田在你种的时候，就跟自家的一样稳妥！”
“想想看，有了自己名下的田，心里多踏实！你只需按规矩，交够朝廷的租子（粮）、调的布帛、该服的庸（役），剩下的收成，颗粒归仓，都是你自家的！
你力气大，舍得下功夫，精耕细作，多打的粮食、多收的丝麻，就能换成钱，起新屋、给娃儿讨媳妇、甚至送娃去识几个字！朝廷鼓励的就是肯干的人过上好日子！”
“朝廷这回是动了真格！不但定下规矩，还要派专门的御史老爷，带着账本和尺子，到各州各县、各乡各里来核查。
查什么？就查有没有恶霸豪强隐藏田亩、欺瞒丁口！查有没有贪官污吏趁机勒索、分配不公！
这新政，就是给咱老实种田的百姓撑腰的！有啥不公道的，记下来，找里正，找县衙，甚至找御史老爷告状去！”
这些宣传文章，通过如今已颇为高效的四通八达的驿传系统，以及各道州县纷纷模仿《长安报》形式创办或抄送的官报、邸报，以惊人的速度传递帝国四方。
一时间，“均田”、“永业口分”、“授田”、“限卖”、“核查”等词汇，成为从通都大邑到偏远乡村热议的话题。
无数祖辈佃耕、自己亦无立锥之地的贫农，以及田产微薄、常受挤压的自耕农，心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之火，翘首以盼新政早日落到自己头上。
中小地主则心情复杂，一方面担心自家田产被重新核算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觉得明晰的产权登记和严厉的限卖令，或许也能保护自己不受更强豪强的侵吞，多数选择观望。
而那些可能因新政而利益受损的潜在地方豪强、富户，则暗自焦虑、算计，试图从新政条文中寻找可钻的空隙，但在朝廷连番清洗余威犹在、且此次舆论造势如此浩大的背景下，无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只能将不满与不安压在心底。
几乎与舆论造势同步，京兆府蓝田县的试点工作，以雷厉风行之势展开。
由房玄龄亲自从尚书省、户部、御史台抽调的精干吏员组成的中央工作组。
与杜远协调派出的数名在“交管”系统中历练过、熟悉基层核查与登记流程的干吏，合并组成一支近三十人的试点团队，携带第一批初步拟定的试点操作章程与各类表册，进驻蓝田县衙。
蓝田县令接到京兆尹亲自下达的严令，深知此事不仅是寻常政务，更是直达天听、关乎自身前程乃至家族安危的政治任务，岂敢有丝毫怠慢？
他将县衙大部分精干力量投入此事，亲自担任本县试点总协调，与中央工作组同吃同住（在县衙），日夜商讨。
试点第一步，便是最基础也最繁琐的“摸清家底”。工作组与县衙户曹、法曹胥吏混合编队，分赴各乡、里、村、社。
他们手持重新制作的、项目更详细的户籍调查表与田亩丈量登记册，在里正、村老的配合下，挨家挨户重新核对人口（尤其重点核查成了丁、中男的年龄与健康状况）、询问土地占有现状（自有、佃耕、租种、典押情况）。
同时，另一队人马则拿着鱼鳞图册旧本与官府档案，结合实地踏勘，重新丈量、登记县域内所有官田（包括此前抄没的几家本地小世家的田产）、各种性质的荒地、河滩、山林缓坡等，务必厘清每一块可利用土地的位置、面积、肥瘠等级。
为了取信于民、减少阻力，工作组在每个村社的社庙、打谷场等公共场所张榜公布朝廷关于均田试点的简要政策、操作流程及百姓权利。
召开乡老、里正、有名望的耆宿会议，反复宣讲政策细节，解答疑问。在核查与丈量过程中，尽可能公开进行，允许本村坊民众在旁观看监督，并设立临时“申诉点”，接受民众关于田界纠纷、人口登记错误的申诉与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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